內容試閱

序言

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被人問到為什麼要攀登聖母峰的時候，他回應「因為它就在那裡（Because it’s there）」同樣的，為什麼我會想寫一本與臺灣足球有關的書？因為它就在這裡。

相比於足球席捲世界的浪潮，在棒球與籃球夾擊的情況下，臺灣足球被認為是邊緣到不能再邊緣的運動，甚至被戲稱為「足球沙漠」。但在臺灣即使是其他不被重視的各項運動，也很少得到如此殊榮的雅號。這樣的生活經驗開啟研究者敏感的雷達，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臺灣開始被認為是「足球沙漠」？

從此以後，「誰在踢足球？」成為我心中不曾消失的疑問，隨著從圖書館、資料庫中一步又一步的爬梳種種過往，相簿、文字、影片、畢業紀念冊、校刊、報導，近百年來與足球相關的資料簡直如過江之鯽，豐富的程度令人不禁困惑為什麼從未有人將他們好好地整理過。

而晚近十年內，西太平洋各地吹起一股區域足球史書寫的風氣，不僅在日本、中國、香港、菲律賓、澳洲等地都陸續出版屬於該地的足球史專書，講述屬於自己的足球故事，那臺灣就沒有屬於自己的視野嗎？

受到早期師範大學體育系的教授影響，早期的臺灣體育史被納入中國體育史的架構下書寫，臺灣的許多運動傳統源自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再往前有關日本時代的運動發展則逐漸被遺忘，直到解嚴後，臺灣本土化風氣漸漲，才陸續有相關的討論被納入其中。

日本時代的臺灣足球運動在這樣的風氣下同樣未受到重視，一九九八年足球協會出版的《中華足球年鑑》甚至對於戰前的臺灣足球隻字未提，在臺灣體育史研究付之闕如的情況下，不免讓人好奇是真的、完全沒有任何臺灣人在運動全球化的浪潮下接觸足球這個世界文明的代名詞嗎？

因此在書中筆者以臺灣作為地理空間的主體試著去探尋日本時代臺灣足球人的身影，去重新建構日本時代的臺灣足球史，這並不意味著戰前中華民國的足球對臺灣就不重要，戰前中國的足球發展大致可以分成北派和南派兩個不同的系統，南派足球以李惠堂為首的港滬球員為代表，北派則是以環渤海灣的平津、東北球員為主，代表人物是和李惠堂並稱兩李，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隊總教練的「北李」李鳳樓。而臺灣的足球文化和專業術語仍多少可以看到南派足球的痕跡，比如十二碼罰球（對岸稱為點球）、世界波（波為粵語的球，意思為精彩的進球）。

同樣的以諸多篇幅書寫日本時代的臺灣，並非想證明臺灣足球的普及或競技水準有多高，畢竟沒有實際上場交手過，沒有人知道勝負會如何。但對於臺灣的足球文化而言，它是一個起點，也蘊含著為什麼不同時代的臺灣人想要參與足球運動，甚至如今許多足球社群還可以透過教練的系譜往上連結，回到夢開始的地方。

運動史的分野

過去臺灣的運動史書寫，往往圍繞在兩個模式，第一個是單項運動的競賽史，除了賽事從何而來、為何而來，還有來自臺灣的選手參與這些比賽獲得的競技成績，以此回應當下面對的挑戰，期待未來一樣可以締造輝煌的故事，因此比起運動史，以運動競賽史來稱呼會更為貼切；第二種書寫方式是以運動員的生命故事切入，透過選手的成長、茁壯，面對困境仍然勇於挑戰，進而在競技賽事中發光發熱，期許這樣的精神能夠帶給其他人面對生活、運動的勇氣。

一時之間，運動好像都是這些實際參與比賽的人的事情，甚至僅侷限在成功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運動員，這樣的運動史能不能夠引起大眾的共鳴？

足球界的人有時候會開玩笑的說：「在臺灣可能認識夏維耶的人，比知道臺灣有足球的人還多。」作為一位海歸的華裔（也可以說臺裔）歐洲職業球員，夏維耶具備華人血統、按照中式家族傳統取的中文名字陳昌源（昌來自於家族的字輩，源意味著追本溯源），讓社會大眾分外親切。具備高學歷、入選過比利時青年隊的背景，讓媒體找到一個又一個關注的焦點，即使沒有親自下場踢球，也已經吸引到臺灣社會的眼球，相比於此，運動賽事本身反而不是重點。

而在職業棒球的舞臺，我們很清楚在臺灣之外，美國與日本的職棒聯盟比起中華職棒的水準高了不少，但這仍然無損於我們對於中華職棒的關愛程度，徐若熙連續八次三振、古林睿煬一百五十公里火球連發往往在球迷之間引起的討論都高於德保拉取得三冠王或其他洋將出色的表現。為什麼？比起運動競技，運動背後顯然有更多的要素驅動人們關心運動賽事。（不管是啦啦隊、流行文化或是國族主義）

運動需要明星、需要國際競賽的成績，但它不會是運動的唯一目標，也不是拯救單項運動發展的唯一解答。

義大利史家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事歷史研究不只是必須在故紙堆中翻滾，同時歷史學家也必須回應當代社會，究竟我們關心的事務是為何而來，它是如何構成我們所熟悉的環境，又是如何成為我們面對的挑戰。

因此在寫作上，雖然中華民國的足球隊不論在二戰前後在遠東運動會、亞運、默迪卡盃等多項國際賽事都曾取得過相當輝煌的成績，也多次打進奧運足球項目的會內賽，但相關的賽事細節不會是筆者書寫的重點，比起這些，運動賽事如何捲動公眾參與的過程更需著墨。

體育培訓系統作為全控機構

一九六八年紅葉少棒以來，受到國際政治環境驟變的影響，三級棒球成為臺灣社會大眾轉移在國際失勢的重要解藥，也將一九六〇年代全民體育的熱潮推上又一波的高峰，關注棒球賽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也成為當代的共同記憶。從此之後，不管是中華棒球隊、瓊斯盃、木蘭女足、亞奧運的國家英雄，一場又一場的國際賽成為民眾精神寄託的好所在，透過坐在客廳的電視機前面感受運動競賽的酣暢淋漓。

成績突出的運動員成為一個又一個「臺灣之光」、「中華英雄」，一舉成名天下知，但在踏上賽場、繳出好成績之前，這些運動員又是在怎麼樣的環境之下鍊成的呢？多數人的生命經驗中，都曾經在學校中碰過體育班的同學，他們有不一樣的課表、班級，從早到晚都不斷的接受訓練，鮮少與其他同學相處，成為校園中特殊的一群人。偶爾在學校的朝會中，會看到他們上臺接受表揚、頒獎，似乎是參加了比賽得名，為校爭光，但這和我們的校園生活似乎關聯甚少，透過競技成績，這些人進入下一間學校，讀書、運動從此分道揚鑣。

一九六〇年代，為了免除升學主義的弊病，教育部和臺灣省教育廳試圖建構一套運動績優升學的制度，讓運動員能夠專心訓練，提昇競技水準，有機會在將來為國爭光，選手也能透過進入大學體育系、專科學校取得相關學歷，在結束選手生涯後轉任體育教練、教師培育下一代的選手，形成良性循環。

但在進入大學、專科學校，甚至畢業後的教職名額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加上為了取得教育部補助體育績優學校的誘因，運動競賽轉變成激烈的生存競爭，為了提高訓練效率和競技水準，運動競賽的樂趣逐漸被沒日沒夜、枯燥乏味的訓練取代。要練多久？沒人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沒人保證。唯一確定的是，選擇放棄需要更大的勇氣。

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提出全控機構的理論，全控機構主要的特色在於將區分生活三大領域—睡覺、玩樂、工作—的障礙一一崩解，主要分為以下四點：

• 所有的生活都在同一個地方由同一個權威指導下完成
• 所有成員的日常生活都和其他人一樣，而且要和其他人一起做同樣的事
• 每天的生活都被緊密第安排妥當，由上面所安排，有官員來管理，有正式

的規則制度來規範

• 所有的強制活動都是經過單一理性計畫所策劃，以便完成制度的正式目標

透過剝奪過去的社會角色，重新建構一個新的社會角色，進入體育制度的學生，男生理著平頭、女生剪短頭髮，穿著統一的隊服、訓練服，進行相仿的訓練，甚至吃住都在一起，以參與學校對外競賽為目標，與學校、家庭區隔開來，競賽成為他們公開對外展示的機會，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表現好的得到青睞入選培訓隊、國家隊，進一步進入左營訓練中心進行培訓，形成一個鮮少和社會接觸的系統，也造成離開體育後，難以回到社會的巨大鴻溝。

臺灣體育培訓系統的建構，使得臺灣選手在學生時期累積極高的技術水準，也提供偏鄉學生一個升學管道，但系統的封閉性和以參與競賽為唯一指標的任務導向，運動技術與體能成為衡量選手優劣的指標，不僅讓對運動有興趣的人若非從年輕就立定志向要成為運動員，便難以進入這個體系，也讓外界對於體育生有了許多刻板印象。

為什麼一般人不能像個選手一樣接受正規訓練，參與適合自己水準的運動競賽？參與競技的方式只剩下觀看運動賽事，或者從事不須與其他人競爭的慢跑、爬山、健身、瑜珈、自行車等運動。

近年運動風氣逐漸拓展至社會大眾，是否一般社會大眾也有參與運動競技的機會？足球俱樂部的出現成為校隊與體育班以外的另一種可能。運動俱樂部源自於歐洲由下而上的草根運動文化，透過逐級由下而上的競技金字塔，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水準的對手，進而找到自我成長、探索的可能性。

透過了解臺灣的體育制度，以及觀察俱樂部的出現，臺灣足球或許正站在兩種不同運動制度碰撞的十字路口上，這不僅凸顯臺灣足球正在歷史性蛻變的當下，也可能提供臺灣各項運動未來發展的重要指標，進而促成更廣泛參與的運動產業，而不再是以錦標為唯一目標、教職為體育人出路的窠臼。

公眾記憶的運動書寫

相比起以運動為興趣的人群，在臺灣更多人的主要興趣與核心關懷並不是運動本身，多是以被動的方式接收到與運動相關的資訊。比如我們會開玩笑的說早餐店的阿姨能夠背出王建民時期洋基隊的先發打線，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與足球元年，投手大古或打者翔平又在大聯盟創下什麼驚人的紀錄。

但除了作為談資，運動在多數人的生命中如同過客般曇花一現，除非親歷於生活周遭，二零一七年臺北世大運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透過零時差、近距離的接觸與報導，加上鄭兆村、楊俊瀚奪金，世大運從乏人問津瞬間轉變為一票難球的全民運動，不僅紀念品被搜刮一空、運動員更如同明星一般受到追捧，直到今天相關的記憶仍然在各個場合不斷被召喚出來。

如同前述兩項運動史的書寫方式，大眾又是如何記憶、重新召喚出與運動有關的過去？在臺灣，運動作為一項全球文化，一方面意謂著與世界接軌，參與運動代表著接觸世界文明，同時又因為一九七〇年代的三級棒球熱潮，運動在臺灣與國族主義息息相關，也最容易吸引大眾的關注。但比起這些，與親朋好友一起參與運動賽事的個人生命經驗顯得更為深刻，而這樣的經驗不一定與運動賽事本身有關聯。

筆者曾經在與不常接觸運動文化的長輩聚會中詢問關於三級棒球和木蘭女足的印象，但得到的回應往往止於「他們很厲害」、「好像一直贏球」的記憶。相比於此，他們更清楚、仔細的描繪如何一群人三更半夜時擠在客廳小小的電視機前面，搭配著熱騰騰的湯圓、鹹粥，或者在賽後一群人飢腸轆轆的時候，只能到清晨就開始營業的永和豆漿就食。而這樣的生命經驗構成他們對三級棒球熱潮的印象。

這些運動記憶揭示著運動受到世界性、國家性、個人生命經驗的三方拉扯，構成複雜而多元的印象，這些記憶不一定與運動直接相關，但是運動卻是深刻牽動個人情感的觸媒。每個人都有能力說出屬於自己的運動故事，而這些關於運動的小事，構成了我們對於運動的想像。

因此藉由這本書的拋磚引玉，希望能夠帶起對於足球的記憶，進而譜寫出屬於自己的足球故事，不同時代的人追著同一個熱愛足球的夢，而每個不同的故事最終將構成今天與未來臺灣足球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