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我往何處去」及在台灣出版世界史

「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往何處去」，這個古老的哲學基本命題，也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議題。不思考「我是誰」，就永遠無法成為歷史的主體。 在過去的歷史教育所形塑出來的主流歷史思考模式中，台灣史僅僅是中國史的附庸和婢女，而世界史，對不起，那是一個從來都和台灣無關的遙遠存在。

「我是誰，我往何處去」及在台灣出版世界史

By 富察 八旗文化總編輯

「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往何處去」，這個古老的哲學基本命題，也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議題。不思考「我是誰」，就永遠無法成為歷史的主體。

在過去的歷史教育所形塑出來的主流歷史思考模式中，台灣史僅僅是中國史的附庸和婢女，而世界史，對不起，那是一個從來都和台灣無關的遙遠存在。

現在我們已經逐步跳脫出這種陳舊的思考模式，研究和出版上呈現的「世界」光譜也越來越大。然而這裡面也隱隱有一種可能而不小心掉進新的思維窠臼。比如把台灣史、中國史、東亞史和世界史放入彼此隔離的思考框架。其結果是，從中所看到的台灣是不自洽的，解釋不通的；從中所看到的世界圖像也是一個被肢解、難以互相匯通的「世界」。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虛假的世界歷史圖像。另外，台灣當下一窩蜂地奔向海洋史，似乎藉此就可以擺脫自己的陸地性、和舊歷史劃清界限，這也可能陷入新的畫地為牢。

有一次我開車去苗栗的虎頭山做小旅行，卻無意中體悟到大歷史。台灣的讀者一向認為，古老而廣袤的俄羅斯和台灣很遙遠，也沒有什麼歷史關係，所以通常對俄羅斯史很無感。真的是這樣嗎？那我們怎麼解釋苗栗虎頭山上的日俄戰爭紀念碑？兩位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參與指揮的日俄戰爭（1904-0905）是日本史？還是俄羅斯史？還是清國史？還是台灣史？其實都是。巨大的歷史之流所產生的歷史動能，就這樣被國別史切斷了，被我們的史觀所蒙蔽住了。

日本取得勝利後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讓俄羅斯發生革命，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而建立蘇聯。清國也發生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而建立中國。而蘇聯再把共產秩序輸入到中國，中國熱烈擁抱共產秩序而放棄了英美輸入的自由主義秩序，因此變成了黨國體制，再經由國共內戰而影響到台灣。國民黨人來到苗栗的虎頭山，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俄戰爭紀念碑推倒，豎起了台灣光復紀念碑。

在世界歷史的滔滔巨流中，這不過是短短的一個世紀而已，而今天的台灣政治和台灣社會依舊沒有完全走出俄羅斯˙蔣經國的陰影。

當我們在虎頭山上俯瞰台灣海峽，怎麼能夠不聯想到俄羅斯帝國向遠東拓殖的大歷史中，藉由清帝國、日本帝國而和台灣發生的歷史重疊呢。我就是這樣看台灣史和世界史的。

藉由虎頭山的故事，我們從這段俄羅斯、清國、日本、中國、台灣交疊而成的「世界史」中，得到的教訓和經驗又是什麼？得到的啟發和思考又是什麼？我希望讀者已經體悟出：以一座島嶼的空間感，在感受巨大歷史之流時，好像海嘯或颱風捲起的巨浪撲來。

而面對歷史巨浪，我認為台灣要先確立「我是誰」，建構出自我的歷史主體，然後在新的世界史框架中確定自己的位置（「我在哪裡」）。手上有了這樣的世界地圖，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也不必擔心走錯方向。

當主體已經建構好，歷史雖然不變，但我們看歷史的心態和角度已經變得健康而煥然。「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讓我們跳出這句話原本的極權主義含義，換作歷史公民主體的思考再想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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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世界史，無論是出版、研究和寫作，不得不承認都還停留在非常單薄的階段，這固然和中國史的擠壓有關。而且有些弔詭的是，研究日本史的學者一般不被視為是世界史，至少不是正宗的世界史；而只有研究歐美的才叫世界史。

所以就當下而言，台灣人自己寫的、有主體感的世界史，尚需要至少十年的時間才可能慢慢形成，出版界可以做的是先提供一份合適的參考框架。

「講談社世界史」正是這樣一份值得引進、學習的世界史參考框架。這套書是講談社在創社百年之際，邀請日本一流的世界史學者，前後花費十幾年時間一卷一卷地出版（目前還在出文庫本），為改變日本大眾讀者的史觀，而集合了學界和出版界的力量。

一般台灣讀者可能不知道，日本歷史學界和歐美的歷史學界保持著非常一致的同步性，這是他們從明治維新之後，擺脫中華主義的王朝史觀，脫亞入歐的成果之一。而此後長達百年的史學研究中，日本人在某些領域又遠遠超過歐美。

所以，講談社的這套世界史，我最為看重的是它在全球史研究上的先進性，而同時兼顧了日本特有的東亞感。

簡單來說，「講談社世界史」同時跳脫中國的大中華主義史觀和西歐中心史觀。世界史不再是地中海文明、黑暗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等西方大餐加上中華帝國的東方料理，也不是國族史的簡單合集，這套世界史大餐的主菜單，出現了跨歐亞的游牧騎馬民族、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都對全球影響甚大的伊斯蘭世界、代表海洋商業力量的東印度公司等等。

這套世界史大餐，宗旨是從全球大跨距（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的歷史之流中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並對此加以多重曝光。之前的歷史更偏愛政治性的鎂光燈，而「講談社世界史」大餐，在打燈上也包括社會的、商業的、甚至是性別的鎂光燈。這種處理方式，對台灣應該如何思考世界史、如何書寫世界史啟發甚大。

我相信，如果我們的歷史出版和歷史教育都遵循這樣的認知結構，就會在世界史脈絡下，看到自己與世界的互動，從而形成「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觀點。

主體思考絕對不是把自己框限在島嶼之內，以為越在地，就越有主體性。歷史不應該被國界線和國族所粗暴切斷，在某些時空，台灣史既是日本史，也是清國史。而如果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台灣史也是世界史。它們是互為主體的。

我本著這樣的初衷引介這套「講談社世界史」二十一本鉅作到台灣，希望用二年時間出版完畢。而這只是開始。

歷史一直向前——變化、興亡、演進。我出版世界史這個故事的終局應該是：在未來十年，八旗文化可以出版一套由台灣學界寫出的世界史。到那時，台灣已經解決了「我是誰」及「我往何處去」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