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

二○一五年田中實加（筆名）出版《灣生回家》，繼而同名電影上映，電影以「紀錄片」方式來拍攝，影片中灣生回到臺灣尋找故友與故居的故事相當有感染力，不但書籍大賣，電影也入圍第五十二屆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一時之間大家對「灣生」這議題有了濃厚的興趣。但是接下來有關作者本身和著作內容的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喧騰了好一陣，人們開始瞭解電影或原著內容和史實有相當差距，但是一般人不認識這段歷史的「真」，也就難以分辨渲染過的「假」。
──本書作者張素玢
 
    近年來，由於紀錄片《灣生回家》和同名書籍掀起的熱潮與熱議，使日治時期臺灣日本移民村的歷史開始受到公眾矚目。這段先前幾被遺忘的如煙往事，除了有一則則感性的離散故事值得述說，更是臺灣移墾史上的特殊一幕、日本移民史上的獨特章節，為值得深入探究的學術課題，而本書可說是目前相關研究中最全面且翔實的專著。
    一八九五年，東亞秩序翻轉，日本因打敗大清帝國得到第一塊殖民地：臺灣，躋身為亞洲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者開宗明義便宏觀地指出，日本挹注國家力量在臺灣開展的移民事業，就其性質而言，並非單純為紓解人口壓力而推動的海外移民，而是殖民國對殖民地的「殖民」，屬於帝國殖民政策的一環，以「同化」為最高指導原則，企圖化外地為內地、防備臺灣本島人產生民族自覺，並期許這批耗費鉅資打造的「同化部隊」，能成功適應熱帶氣候、熟習熱帶作物栽培技術，成為未來帝國繼續南進的得力先遣軍。但正因移民事業的發動者是殖民政權，當一九四五年此一權力中心崩潰後，殖民美夢終成未竟之志。
    日治時代兩波官營移民（一九○九─一九一七，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大致便是在上述背景下展開，前期以東部花蓮港廳為重心，後期改以西部、南部的河川新生地為移民村建設地點。作者不僅運用大量史料、圖表和照片，從經濟面、社會面深入剖析兩波移民的異同與經營成敗，還走訪昔日移民村進行田野調查、利用書信甚至在一九九七年就親赴日本訪談移民、促成「灣生們」組團重訪故里並隨團共行，記錄下許多珍貴的口述資料，據以勾勒出這群底層移民的生活苦樂。這些涉及個人生命經驗的「小歷史」，作者以「大歷史」的論述架構將其包羅於書中，可紮實且完整地填補我們對這段歷史記憶的空白。


本書特色
◎本書可說是目前最深入且可徵信的「灣生」研究。
因為紀錄片《灣生回家》和同名書籍引起熱潮的關係，大眾開始熟悉「灣生」（日治時期日本移民在臺灣生下的後代）一詞，並且對這群人的歷史與在臺生活足跡產生高度興趣。即使後來爆發造假爭議，灣生及其相關故事不僅吸引力不減，反而因虛構風波更令人好奇這段歷史的非虛構樣貌。本書出自歷史學者之手（作者張素玢為師大臺史所教授），為實事求是的專業論著，正可填補大眾渴望獲得真知的需求。此外，正如陳芳明所言，《灣生回家》的騙局之所以能夠瞞天過海兩年，「這是利用臺灣人的歷史失憶症，才使謊言獲得了存在的空間」。因此我們認為，本書出版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即是以紮實的歷史著作，建構堅實的歷史記憶，相信這才是根治歷史失憶症的正確處方。
 
◎本書以日治時期官營移民村為研究對象，是很新穎的臺灣史主題，目前市面上尚無類似專書。另外，這些日本移民的「臺灣經驗」相當獨特，但除了《灣生回家》外並沒有其他書比較完整地呈現這群底層移民的生活世界，而本書則有設立專章加以爬梳、描述，
藉由豐富的訪談資料，描繪出日本移民在臺生活的諸多細節。其中有些細節令人發笑（例如常見路邊有血漬而誤以為臺灣肺癆患者極多，內心恐慌不已，後來才發現那是檳榔汁），有些細節則令人幾可切身感受到他們的失望乃至絕望。
 
◎目前臺灣讀者較為熟悉的是日本政府第一波在花蓮陸續設置的三個官營移民村。而本書內容不只涉及這三個東部移民村，也探究了殖民政權第二波在西部、南部建設的移民村。而且大歷史（社會、經濟層面）與小歷史（生活層面）兼具。
 

張素玢
彰化縣員林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銘傳大學、淡江大學歷史系，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專長領域為區域研究、地方史志、農業經濟史、環境史、原住民史。著有《濁水溪三百年》、《歷史視野中的地方發展與變遷——濁水溪畔的二水．北斗．二林》、《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一九○九～一九四五）》、《臺灣登山史．人物》、《桃園縣平埔族調查與研究》、《臺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與詹素娟合著）、《苗栗縣鯉魚潭巴宰族史暨古文書彙編》 、《林則徐——中國近代化的先驅》、《桃園民居》（蘆竹、平鎮部分）、《北斗鎮志》（開發篇、人物篇）、《二水鄉志》（開發篇）、《二林鎮志》（經濟篇）、《新修西螺鎮志》（歷史篇、經濟篇）、《臺灣全志：勝蹟志》、《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等。

作者新版序
 
重返日本移民村 / 張素玢
一九九八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一九○九─一九四五）〉，當年獲得中國歷史學會評選為優秀論文，並推薦給國史館。由於當時國史館人事更動，因而延宕到二○○一年才出版。學術論文，尤其博士論文厚厚一本，結結實實，專精於某一主題，不免曲高和寡，民間出版社少有問津者，所以當時多由官方出版。公家單位不重行銷，出版之後等待有緣人。從不敢探問書銷售得如何，直到七、八年前，陸續有學者想要透過我買，才知此書已經絕版，特別請託國史館再以POD（Print On Demand）方式印了五十本，心想就這樣了。
在我一開始探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時，臺灣史學界對這議題很陌生，也只有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在一九八六年發表了一篇〈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除了東部，學者仍未知悉臺灣中部、南部也有日本移民村。我的家鄉在彰化員林，有次長輩閒話家常時提到，舊濁水溪的溪底（浮覆地）有「一串」的日本移民村，人們俗稱一號仔、二號仔……。努力查找文獻檔案，才知道中部的濁水溪以北共有六個移民村，聚落多達二十七個，以南的新虎尾溪流域有兩個，南部的下淡水溪也有三個日本移民村。在臺灣的拓墾史上，日本農業移民為相當特殊的一種型態，我因而投入五年半的時間研究，最後以日本在臺灣的官營農業移民為題，完成博士論文。
二○○一年專書由國史館出版至今，已經過了十五年，一千多本的書在學術之海似乎起不了漣漪，想要藉著這本著作讓大眾瞭解日本對臺進行農業移民的宏願也難以達成，一般人仍舊只知花蓮有日本移民村。二○一五年田中實加（筆名）出版《灣生回家》，繼而同名電影上映，電影以「紀錄片」方式來拍攝，影片中灣生回到臺灣尋找故友與故居的故事相當有感染力，不但書籍大賣，電影也入圍第五十二屆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一時之間大家對「灣生」這議題有了濃厚的興趣。但是接下來有關作者本身和著作內容的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喧騰了好一陣，人們開始瞭解電影或原著內容和史實有相當差距，但是一般人不認識這段歷史的「真」，也就難以分辨渲染過的「假」。坊間能找到的相關書籍，多屬花蓮地區的文史工作者出版的通俗刊物，或旅遊書中的日本移民村，缺乏深入而可徵信的專書。
這本《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因為出版時間的關係，可能被認為是趕搭「灣生事件」；事實上，早在灣生熱之前，衛城出版社已經與我洽談〈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一九○九─一九四五）〉的重新發行。由於最初的版本是由國史館印製，得國史館正式同意才能交由民間出版。公文往來耗時，加上我自己和出版社總編莊瑞琳手上都有其他事情忙著，這件事也就延宕了下來，直到二○一七年春天終於敲定出版期程。
出版社建議我將書名調整為《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使之更能點出日本移民臺灣的獨特性，編輯盧意寧花了很多時間標出太過艱澀的文句或當初的誤植，這段準備重新出書的時間，我正因其他工作而分身乏術，助理朱丰中適時協助我最耗時費力的注釋校刊，將注釋與資料出處、表格數字一一進行實質校對。接著田騏嘉、黃儒柏也在最後階段陸續加入「作戰團隊」，以趕上預定的出版時間。
指導教授許雪姬曾希望我能將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與日本帝國圈其他移民事業加以比較，寫博士論文時受限於時間與資料未能進行。後來我到北海道與中國東北（亦即昔日的滿洲）蒐集文獻史料，擴大研究的空間，繼續寫了幾篇相關研究，至於臺灣的部分則從移民與山豬的搏鬥、移民的恙蟲病，分別剖析移民與環境、疾病等議題，另也為文探討戰後的日本移民村處理問題。由於本書篇幅已相當厚重，重新出版的內容大致維持原貌，沒有加上後來陸續發表的六篇相關研究；再者，也刪去原書許多全頁表格，以免加重閱讀負擔。
從我著手研究日本農業移民的一九九三年到今日，已過了二十五個年頭，讀博士班的時候一對兒女還年幼，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當初訪問的對象，包括日本移民和熟悉移民村掌故的長者多已凋零，新年能寄出的賀卡愈來愈少了。伴我跑田野、協助聯絡移民、甚至陪著到日本訪問調查的父親已辭世八年，這是令我最難釋懷，也最感傷的。
二十五年來，我從臺灣史的初學者，逐漸成為學界的中生代，這一路上給我最大精神與實質幫助的莫過母親張江茂，老師許雪姬持續給予指導和關懷，家人、長輩、朋友甚至學生也都是我的推力。在此書重新出版之際，謹對所有曾幫助過我的人致上誠摯的感激。


第六章
移民社會與族群關係
日本官營移民村是臺灣總督府精心策劃下的產物，欲將日式農村隨著日本農民移殖到臺灣，因此移民村的建築、景觀、社會結構和臺灣農村有基本上的不同。移民村既非血緣也非地緣聚落，內部缺乏臺灣村莊的信仰、宗族組織。來自日本不同鄉貫的移民，在政府的安排下共居一村，他們操著不同方言，在臺灣這陌生的環境下，開始新的生活。這些移民在移住初期生活的情形，移民村的社群組織、農村社會與族群關係，是本章要加以討論的。
第一節 社會適應與社群組織
一、社會適應問題
應日本政府招募到臺灣的日本移民，多數在家鄉生活相當艱困，他們告別親人踏上「開疆拓土」之路時，已下定決心永住臺灣，並要達成政府賦予的神聖使命。當他們抵達臺灣看到自己今後定居的環境，不禁大失所望，眼前看到的一切，和官方所描繪的情形相去甚遠。一位豐田村移民敘述當時他的感受：
火車在一小車站停了下來，這裡就是豐田，也將是我埋骨之處。所謂車站只不過是名稱而已，其實不過是一間像廁所、或浴室的小屋，真是太意外了。
在《移民指南》中提到的指導所、醫療所、布教所，還有宏偉的學校都已經建設完成。第二天抽籤，我分配到的土地、宅地、耕地都在大平，走過被野草覆蓋的道路，來到大平。這個地方與森本不同，「鬼茅」漫生連屋頂都被蓋住了。官員說這是你家，我很高興自己有了家，但是當時實在太荒涼，一切都感到不方便，物價高，臺灣米味道奇差，真是不說也罷！蔬菜一棵也沒有，飲水取自水井，水中石灰含量之多，我幾乎要投降了。在花蓮港海邊看到生蕃時，並不感到恐懼，但從指導所官員以及早先移民口中聽到恐怖的故事以後，入夜後更覺得孤獨害怕。先期的移民到處都是，他們大都來自鄉下，說著土話，彼此聽不懂對方講什麼，真是可笑。
豐田村成立於大正二年（一九一三），雖然仍是一片荒野，至少公共設施和移民住宅都已建設完成，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第一批的吉野村官營移民境況更差，來自日本新潟縣的移民草間常吉說：
……明治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我登陸花蓮港，被相關人員帶去荳蘭移民指導所，與先前錄取的山平雪次郎等六名住在一起，我們三人與他們六人併為一組九名。……我們住進指導所附屬建築，那是一間以竹為柱，以茅草為頂的長棟屋子。睡的是芒草舖成的床，毛毯一條，九個男女擠在一起睡覺，吃的是粗劣的臺灣在來米飯和味噌，偶而混些雜七雜八的魚而已。食物粗劣、不習慣異鄉風土、加上每日過度勞累，營養不良，原本體重七十二公斤瘦了七公斤，九名朋友輪流染上瘧疾，實在束手無策。當時指導所成立時日尚淺，沒有醫生，遇到生病時，只用僅有的自備成藥勉強應付，這已經是我最大的能耐了。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生活，草間常吉不滿地抱怨：「我們也是響應國策來東部開發的先驅者，為何連起碼的醫藥都沒有？總督府簡直把我們當作消耗品」。
前期花蓮港廳移民深受開荒與疾病之苦，原住民和出沒無定的野獸，使開墾工作更加困難，動輒奪走性命的瘧疾、恙蟲病、黑水熱讓他們原本堅定的決心動搖，不少移民眼見親人、朋友移住不久便死亡，紛紛捲起鋪蓋打道回府，幾次災情慘重的颱風更使解除移民的人數激增。這些移民回鄉以後，大肆渲染移民之困境與疾病之可怕，使有意參加移民行列的人裹足不前或遭到家人反對。5
咬緊牙關留在臺灣的移民，歷盡艱辛開墾田園，總督府也不斷改善農耕環境和醫療衛生。經過時間的洗鍊，移民日漸習得栽培熱帶作物的技術，也適應了移住地的氣候；前期花蓮港廳移民到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左右，農村經濟才逐漸好轉。移民經濟好轉以後，首先集資整建神社，接著改善各自的住家環境，住宅次第修葺或重建，移民村已脫去初期因陋就簡的景象。
後期的官營移民除了臺東敷島村以外，都在臺灣西部。西部臺灣的開發程度自是東部所不及，然而移民村都分布在河川浮覆地，本無一屋一舍，更遑論鬱鬱蒼蒼的林木，移民見到的移民村景觀與東部大不相同。豐里村移民辻カズエ回憶當時的情景：
我們坐著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小火車來到北斗，由火車遠眺移民村的屋舍宛如小火柴盒，一點一點綴在平地上。我遙指小點點問父親那是什麼？父親說，那是我們正要去住的地方。位於河川新生地的移民村，可說是一望無際的砂原地帶，炎日反光照射的酷熱至今難以忘懷；乍見以竹片搭成的房舍，頓時失望又掃興。因為我出生於有碧綠山林和蔚藍海岸的環境，使我格外懷念春天的櫻花和碧海。
日本政府規劃整齊有致的移民村，欲將日式農村移殖到臺灣，並做為臺灣農村的示範。但是這種硬生生的空間轉移，卻多少有突兀的現象。日本農村相當注重居住環境的美化，雖然住屋是瓦片或厚厚茅草為頂的木造房，但周遭清雅宜人。而位於河川浮覆地的西部移民村，建設在砂原之上，一棟棟住宅如火柴盒，四周景觀單調，許多移民看到自己未來就要住在這種不毛之地，難掩失望之情。豐里村大橋聚落移民草野豐一，猶記得當初步下小火車來到移民村時，鞋子一半以上沒入砂土之中，恰似行走於沙漠，驚訝中又見稻子吐穗，讓他對移民臺灣這件事重新考量。
雖然日本移民以來自日本南部地區的農民較多，但他們對臺灣潮溼炎熱的天氣仍相當不能適應；砂地上的房子在太陽照射下，暑氣逼人。日本農民耕種期為春、夏、秋季，冬季為農閒期；但是臺灣中部為兩期稻作區，農務繁忙，最初幾年的開荒工作尤其辛苦，而日本移民不知調節，為了急欲增加收穫，中午也冒著酷熱耕種，以致積勞成疾，五、六年後就死亡多人。和生活最密切的飲水問題也讓移民十分困擾，移民村的飲用水水質很差，不能生飲，取水又不方便。
在語言上，移民縱使都來自日本，但是鄉貫不同各操方言，互相溝通困難。學校裡則使用標準語（東京腔），許多日本南部地方的移民有如鴨子聽雷；一走出移民村和臺灣人言語不通，幾乎像啞巴一般。日本移民看到路上血跡斑斑，目睹這種景象讓他們驚恐萬分，原以為是肺結核患者，後來才知道其實是本島人嚼檳榔吐檳榔汁，不禁啼笑皆非。
種種生活上的不適應，都比不過疾病的殺傷力，草莽未開的花蓮港廳移民村，移民患病率自不在話下（詳見第四章）；連衛生狀況較好的西部移民村也深受各種疾病的威脅。生活習慣的差異、風土人情的不同、言語溝通的不良，開墾的辛勞和疾病的侵擾，使日本移民最初度過一段艱苦的異地歲月。但是大部分移民來臺之前，已將財產變賣，一家人遠離故鄉渡海移民，心中已有埋骨臺灣的決心，所以很快就投入這方新天地。
移民要適應臺灣社會與環境，一方面有待時日推移，自然而然淡化思鄉之情與生活差異，另一方面則透過社群組織，強化移民村的社會結構與移民之間的互動關係。
二、社會結構
日本移民村的社會結構相當單純，移民家戶為農村社會的基本單位，這些移民都是自耕農，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耕作。初期的移民村沒有懸殊的貧富差距，沒有地主與佃農的差別，移民在相同的客觀條件下從事農作。這個日本政府精心規劃出來的農村，其社會不能以傳統的士紳─地主─佃農模式來分析，移民村尚無內生的權力結構，只有來自政府的指導與支配者。
移民指導員是國家權力與移民村社會的交接點，其職責在給予移民生活上及耕作上的輔導。移民初抵移居地，對新環境不適應，在困苦中灰心喪志，都有賴移民指導員的激勵輔導。從移民的回憶文字中，清楚地勾勒出一個移民指導員的神態：
有一天我們被召去指導所分配房屋、土地，我也成為三甲地的主人，當時的移民指導員叫中西，為人極溫厚，他召集大家訓示我們做為移民的使命與任務。
吉野村移民山平雪次郎眼中的移民指導員是親切溫和的。但是當移民在惡劣的環境下幾乎失去奮鬥的勇氣時，指導員則義正嚴詞地斥責移民不該悲觀抱怨：
生來樂觀的我，如今也不禁感慨萬千，對將來悲觀起來。大家商議後，決定向指導員交涉，但指導員厲聲地說：「你們以為現在是什麼時代？你們抱著什麼心態？我們要共同為國家和平在最前線奮鬥。」當時的環境什麼安慰都沒有，在那人心惶惶的時代，若無中西先生及我們的豪情壯志，開墾工作是不能達成的。
有時指導員一改嚴厲的態度，苦口婆心地鼓勵移民要勇敢支持下去，美好的遠景即將到來：
移民指導員常來鼓勵我們說：「大家絕不可失望、不可悲觀，辛苦是暫時的，你們所期待的就在眼前可以實現；病院已設，公醫今日上任，藥劑士會來，生病有保障。學校近期內竣工，教育沒有問題，布教師也會來，你們精神上也有寄託，神社正在建設中，如果缺多少錢向指導所貸款，切勿沮喪。」指導員的話使我好像得到百萬個長者的支持，深感政府的德政，受到鼓勵及慰問的我，更加努力耕耘。
早期的官營移民尤其是前幾年的吉野村移民，由於人數較少生活又艱困，和移民指導員的關係十分密切。指導員的角色有時候是農耕技術指導員，有時是嚴父，有時是慈母；他不僅要傳達政府的訓示、做為移民的精神支柱，也要維護移民村的安全。
臺灣人稱移民指導員為「移民頭」，移民頭騎著高大的駿馬在移民村的耕地之間往來巡視，移民村的大小雜事無所不管。在臺灣人眼中，移民指導員嚴厲而強悍，本島人如果沒有事先通報，一走近移民村就會被喝阻驅離。
移民指導員一職是國家權力的直接切入點；移民村雖然位於某個街庄的範圍，卻跳過地方行政系統直屬中央，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但是花蓮港廳移民村在大正六、七年（一九一七、一九一八）總督府終止官營移民事業以後，廢止移民指導所，改為出張所，移民村移交花蓮港廳管轄。大正九年（一九二○）地方制度改正，花蓮港廳移民村又分別劃歸至吉野區、壽區、鳳林區，屬地方行政區的一部分。居住民會會長取代了移民指導員，成為移民村村民的代表。雖然居住民會會長仍扮演類似移民指導員的角色，但是這既不是由總督府任命，也不是一個受薪職位，對移民的影響力、支配力遠不如當初的移民指導員，只能算是服務性質的頭銜。
移民村的社會不是一般農村常見的金字塔結構，移民指導員之下沒有依次堆疊而上的地主、佃農階層，而是平底式的移民家戶。這些擁有相同耕地面積的自耕農是移民村的主體。
依照規定，移民之申請必須以家族為單位，每戶移民通常為兩代或三代同堂之核心家庭，有時單身的親戚或同鄉寄居同戶。雖然招募移民時規定必須帶家眷，每棟移民住宅也以家庭活動來規劃，但是在中部秋津村東口聚落有兩間單身宿舍，宅地面積一樣，但是屋舍較大，一共六個房間，中間為走道，當地居民稱作「羅漢腳間」。從文獻資料上無法得知為何這些單身移民會併到羅漢腳間，推測可能是居住空間不足。移民宅地面積雖有一分五厘（約四百多坪），但建物很小，兩間三坪的榻榻米房，餐廳一坪，廚房浴室三坪，總面積不超過二十坪。（見圖6-2）如果人口數超過八人，空間已非常狹小，更遑論超過十人以上。
理論上移民應以自家勞動力從事農務，事實上每戶移民的勞動力都嚴重不足，因此雇用短工或長工是常見的現象。農忙時期來自附近本島人村落，為數不少的短工進入移民村。這些短工按日計酬，朝來夕歸，偶而也與移民交換生活物資。長工則寄居雇主家中，在屋後搭建簡陋的工寮棲身。長工受雇於移民，家無恆產，民族不同；在純日本人的移民村中，身分低微。日本內地人對待被統治的臺灣人，多少會流露出殖民者的優越感。長工並不被認同為移民村的一員，充其量只是個邊緣人物。
歸納起來，移民村的社會結構只有移民指導員和移民兩種元素，這個結構簡單而鬆散的社會，要打破彼此地域的差別，加強村民的內聚力，必須仰賴社群的組織。
 

書籍代號:0LIN0028

商品條碼EAN:9789869480222

ISBN:9789869480222

印刷:單色

頁數:528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