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潰而不崩

何清漣，以《中國的陷阱》轟動全球的著名學者，
再次悲哀、無奈做出預測！
 
中共政權在10-20年不會崩潰，但，
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
 
這個過程是中共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
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
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擴散負面影響力的過程。
 
中國的潰敗，和中共的不崩，
這個二分法，是台灣政界、商界必須理解的重點。
而潰敗的中國和不崩的中共，所對台灣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更是無法迴避，不得不嚴肅面對。
 
這也是每一個台灣人都應該認真思考的一本重要著作，
即便你不想與對岸打交道，但它絕對要和你打交道。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為何從「擁抱熊貓派」搖身轉為「中國崩潰論」？何清漣為什麼說他大錯特錯？
○「防經濟政變」是什麼意思？中共拘捕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或禁止其出境，背後的潛在危機是什麼？
○中共政權的交接轉移必然伴隨政變或準政變，而每一次國外都隨之出現中國崩潰論，這次19大之前的郭氏推特革命也是如此。何清漣卻分析認定中共依舊會維持不崩狀態二十年，她的依據是什麼？
○是中國的改革在行進中變了調，還是改革一開始就是中共為自救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如何演變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共？為什麼說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
1997年轟動中國國內、香港台灣和國際社會的一本書《中國的陷阱》，（中國境內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引發華人社會激烈討論。如今，作者何清漣悲哀地說，她當年的預測不僅全部實現，而且遠遠超過。
 
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西方開始擔心中國崩潰，以影響到全球化進程。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很快陷入崩潰。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為什麼？這和中國政權的本質有關。
 
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
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結婚」的政治經濟制度，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
 
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各種類型、各個領域內的巨型資本家，掌握、壟斷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製造了極端的貧富分化。
 
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和紅色家族的內部儘管派系林立，但他們都更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固然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
 
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中國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汙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佈「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氾濫，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囈。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
 
盜賊型政權如何「防經濟政變」
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考虑采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嗎？
本書結論中，作者分析了郭文貴現象和十九大權力交接會議。認為「郭氏推特革命」已經充分說明，這場「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它的身上帶著毛式共產革命的深深胎記。
 
「郭氏推特革命」對未來中國實具有隱喻意義：一旦政治高壓瓦解，這類「革命」就將成為現實，其主導力量必定是底層社會成員，並且極可能會重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革命或中共紅色革命的模式。而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呢？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何清漣
1956年出生於湖南邵陽。少時經歷過文革，先後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並在湖南財經學院、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法制報》社工作，2001年因政治迫害離開中國，現居美國。著作有《人口：中國的懸劍》、《中國的陷阱》（簡體版出於審查而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該書在中國及海外好評如潮，引起巨大影響，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6月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此書榮獲1999年長江讀書獎，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其「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何清漣至海外後，撰寫了《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這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因其資料翔實，受到中國研究界與中國國內新聞業者高度重視。
其著作被譯成日文、英文、德文、韓文等多種語種。現為美國之音專欄作家。
 
程曉農
上海市人，1978年入讀中國人民大學，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曾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1986-1988年任職於趙紫陽建立的經濟改革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綜合研究室主任，曾參與多項趙紫陽主持的經濟政策討論。1988年底應德國亞伯特基金會邀請，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和西柏林工業大學經濟系任訪問學者。1990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隨後攻讀博士學位，獲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1997年至2009年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學術季刊主編。現為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美國之音《焦點對話》節目常駐嘉賓。

第壹章  紅色家族的財富神話與權力傳承
在民主國家，新上任的一屆政府通常被稱為第X屆，而在中國和北朝鮮，領導人則被稱為「第一代、第二代、第N代」。中國的這種第幾代領導人的說法實際上暗示了一點，即中共政治權力的繼承者是前任有計劃地挑選培養的。符合「接班人」條件的人，通常是出身於紅色家族的後代，而他們的父輩基本上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時級別為中央政府副部長或軍長（少將銜）級別以上的高官。只有父輩達到這個級別的，通常才被承認屬於紅二代；紅二代中父母級別更高者，被稱為「太子黨」。這個群體無論在權力傳承還是在財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優勢。他們在中共權力傳承過程中擁有的特殊地位，既不載於中國憲法，也不見諸中共黨章，但確實是高於憲法、黨章的「潛規則」（即隱蔽的規則），且為中國官場、商界所遵從。一部分紅二代成員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父輩的地位和人脈，或獲得政治權力，或掠奪大量社會財富。這些紅二代以及其他利用「裙帶關係」（kinship）攀龍附鳳進入紅色家族的人，成為中國改革過程中化公為私的主力軍，從其財富和掌控的經濟勢力來看，他們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和所有者。
一、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
2012年11月末，程曉農在普林斯頓大學與一位美國教授聊天時，這位教授指著桌上《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太令人震驚了。當了10年總理，家裡就撈了27億美元，難以想象」。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溫氏家族與平安崛起》，是《紐約時報》繼10月25日《總理家人的秘密財富》一文之後的第二篇深度報導。這些報導揭露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家人利用平安保險公司斂財高達27億美元的肮髒故事。與這些報導同時發表的，還有美國彭博社關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姐夫鄧家貴，】以及中國百餘位紅二代利用權力斂財的故事。
 
1.紅色家族財富故事背後的黑幕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幾乎遠播五大洲，只是由於這屬於「國家機密」，中國人只能通過香港的一些政治時評雜誌了解這些故事。鄧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業經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官倒」，靶子就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開辦的康華公司，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官倒」。1980年代前半期，中國還實行計劃經濟，但開始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供應的各類物資，如石油、汽油、鋼材、電視機等緊俏物資，物資一部分仍按計劃價格供應，同時政府機構可以批准某些有「關係」的人（比如紅二代）獲得相當數量的緊俏物資，讓他們按遠高於計劃價格的市價出售牟利。康華公司因為有鄧家的背景，可以獲取這樣的物資，有時甚至不必自己銷售商品，而只是把准許提貨的政府文件轉手賣出，無需任何商業成本就可以獲得大量利潤。因為非權貴子弟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民間稱這種現象為「官倒」。
 
紅二代及高層權貴子弟利用權力經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他們成功地進入金融、能源等行業，或經管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或掌控國企，形成了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紅色家族及江、胡兩代領導層的子弟、親屬公開瓜分國有資源與公共財產，既為中低級官員的腐敗起了極其惡劣的示範作用，也讓中國民眾憤憤不平。
 
表面上，這種分贓體制是中共宣示的「黨的紀律」所禁止的。早在1985年，中國黨政兩大最高權力機構就明確規定：「凡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國營、集體、中外合資企業，以及在為解決職工子女就業而興辦的勞動服務性行業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經商。所有幹部子女，特別是在經濟部門工作的幹部子女，都不得憑藉家庭關係和影響，參與或受人指派，利用牌價議價差別，拉扯關係，非法倒買倒賣，牟取暴利。」但這個黨內規則對紅二代形同虛設，中共從不認真查處違反黨紀的高官及其親屬子女，只是在民間輿論壓力較大時重申一下、強調自己建立了規則而已。僅從1979－2011年，就有58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全會強調這個文件的規定，還有110餘項法律法規及政策要求防止幹部的親屬從事官商利益關聯之類的活動。中紀委2012年開設網站時，該網站公布的關於反腐敗的第一個中央文件就是1985年的這個文件。顯然，這些文件、規定其實只是障眼法。事實證明，絕大多數中共高層家屬子女都利用丈夫、父母之權牟取財富。
 
中國開始改革以後，出現了一大批富豪。據報導 ，2009年中國10 000個富豪家族的財富總值為21 057億人民幣，平均每戶2億元。其中最富的3000個家族的財富總值是16 963億，平均每戶5.7億。這些富豪大致分三類，除了從草根階層崛起（以浙江的商人和廣東的商人為主），以及亦官亦商的「紅帽商人」這兩類之外，紅色家族是很重要的一個類型。這三類富豪當中，草根型商人主要依靠能力；「紅帽商人」除擁有官場人脈之外，也需要經商的技巧和決策判斷力；而紅色家族的富豪們則未必都有足夠的經營能力，但他們擁有與生俱來的獨特優勢，即紅色家族深厚的政治背景和關係網，在中國這塊生長紅色資本主義的土地上，他們的家族資源比任何其他資源都更有價值。紅色家族往往從事需要政府審批的貿易、能源、金融、房地產行業，而他們的商業夥伴則是前兩類商人。
 
紅色家族致富的主要方法是「一家兩制」，即一家之主擔任共產黨政權（社會主義）的高官，而妻子、兒女與近親則利用家主的權勢撈錢，從事資本主義商業活動。這種利用政治特權給家族直接輸送財富的現象，筆者曾概括為「以權力市場化為基礎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許多紅色家族還直接控制或參與了中國的壟斷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例如，前總理李鵬的子女控制了中國的電力行業，其子李小鵬曾任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號稱「亞洲電王」；其女兒李小琳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2001年11月，《中國證券市場週刊》刊登了一篇題為《「神奇」的華能國際》的文章，此文提到，中國的幾家大型壟斷電力公司已基本上變成李家企業，李鵬之妻朱琳是華能國際母公司——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的董事長，其子李小鵬是華能國際主管。此文引起李鵬震怒。該文作者馬海林被捕，下落至今不明。李鵬家族利用「家國一體利益輸送」體制，公然將三峽集團變為自家提款機，被稱為「紅色公主CEO」的李小琳，對自家的財富毫不避諱，不僅身穿各種名貴品牌時裝招搖於各種會議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大言不慚地宣稱：「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
 
相似的情況還有若干例，例如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恒壟斷了電信行業。江綿恒曾擔任上海網通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沿海15個省市鋪設光纖及開辦網絡電話的服務，其勢力接近國營的電信業霸王「中國電信」。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則插手石油行業；曾偉夫婦用3 200萬澳元（約人民幣2.5億元）購買了澳大利亞悉尼市Point Piper區的著名豪宅，也是澳洲第三昂貴的房子。此事2010年就被澳大利亞媒體披露。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不少紅色家族與外資企業合作，在金融領域裡又獲取了大量財富。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太子黨在中國本土興起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裡占據著主導地位，通過重組國家資產和為私有公司提供融資獲取暴利。」例如，前總理朱镕基之子朱雲來曾安排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收購了官營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約34%的股份，然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朱镕基之女朱燕來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前總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管理的資金達數十億美元，其投資者包括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而新天域公司最值錢的「資產」則是溫雲松本人。
 
紅色權貴們去世之時，官方悼詞中必加上一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號稱「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卻能夠讓子女成為擁有數億、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富豪階層，所依賴的「點金石」就是父輩的權力和資源。
 
 2. 盜賊型政權：從《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馬文件》
2010年以前，中國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是處於耳語狀態的公開秘密。2010年之後，由於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之爭，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人相繼入獄。為了在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中占上風，權力鬥爭的雙方都不顧一切地將這類「國家最高機密」通過各種渠道透露給外國媒體，於是薄家、習家、溫家等眾多紅色家族及權貴家庭的斂財故事成了美英媒體上的中國政治話題。除了習近平姐姐、姐夫家的財富故事被彭博、《紐約時報》相繼曝光之外，位於紐約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從2014年以來發布了兩個調查報告，報告揭露的中國高層腐敗讓世界為之震驚。
 
2014年1月，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解密》，涉及將近2 2000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該報告披露，5名現任與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和庫克群島（Cook Islands）等離岸金融中心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李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此外，中國三大國有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與ICIJ密檔中的數十家設在BVI的公司有關聯。2016年4月3日，ICIJ發布《巴拿馬文件》（The Panama Papers），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包括各國的143個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家庭，其中有72個前任和現任國家元首。中國又有數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上。這些人當中，有習近平姐夫鄧家貴，還有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和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以及前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等人的親屬子女。5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馬文件》，涉及3.3萬名中國人物、4 188家境外公司。在資料庫中搜尋，發現不少榜上之人的姓名與中國高級官員的拼音相同，當中包括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黑龍江省長陸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安徽省長王學軍等。
 
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的所謂「離岸公司」，早就墮落成了國際社會臭名昭著的洗錢工具。參與洗錢的包括有意逃稅的各國富豪以及黑社會、恐怖組織成員。那麼，中國的紅色權貴與大量國企高管開設離岸公司，究竟是為什麼？很簡單，是為了隱匿灰色收入。因為他們的巨額財富來源依賴權力，一旦失去權力，這些財富很可能被查抄沒收，因此，他們必須藏金海外，同時還讓自己成為外國公民，於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成為中國權貴子弟熱愛的築巢之地。針對那些讓家屬子女攜帶資產移民外國，而本人繼續留在國內的官員，中國有個專門詞彙，叫做「裸官」。
 
中國人民銀行2008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 000－18 000人，攜帶款項達8 000億元人民幣。據此估算，平均每人外逃攜帶的資產高達4 440多萬到5 000多萬人民幣。2010年2月22日，中國監察部網站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首次把「監管裸官」作為預防腐敗的工作重點。同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披露：從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
 
中國的資本外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有關資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軍1996年寫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一文。本書作者何清漣在《中國的陷阱》（1997年9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1998年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以《現代化的陷阱》為書名出版）的第五章專列一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資本外逃」，將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這一中國問題帶入中國公眾視野。此後，中國媒體有關這一話題的報導甚多，但由於嚴苛的政治限制，任何媒體團隊都無法完成深入的調查研究。不僅如此，在中國，關於資本外逃的研究還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發布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的相關信息，當時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該報告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中的一部分」，結論是，「4 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並言之鑿鑿地談到總理溫家寶、副總理黃菊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門盡快洽商提出解決辦法。此後，這份報告的內容成為中國媒體報導反覆征引的權威內容。
 
奇怪的是，2010年4月27日，梅新育發表博文《4 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謠言始末》，聲稱當年對他的採訪是某記者造謠。如此大事，時過6年，梅新育才出面否定，顯然是政治壓力所致。此後，直到2012年中共召開十八大完成權力交接，王岐山接掌中紀委書記並於2014年推出「獵狐專項行動」，追捕逃往世界各國包括香港、澳門的貪官之後，大量貪官攜款潛逃才再度成為在中國大陸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但是，ICIJ發布的《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與《巴拿馬文件》，因其中涉及的中國權貴數量龐大，10餘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家屬牽涉其中，因而在國內互聯網上被徹底封殺。如果說世界原來對中共這個盜賊型政權的本質了解得還不夠，那麼這兩份報告可以讓外界充分認清：中國的「紅色富豪」就是雷蒙•菲斯曼（Ramond Fisman）與愛德華•米格爾（Edward Miguel）描繪的「經濟匪徒」。
 

書籍代號:0UOB0037

商品條碼EAN:9789869541879

ISBN:9789869541879

印刷:黑白

頁數:304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