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電子書)

兼治中國近現代史、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理論

當代重要學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第一本在臺出版著作

    土耳其裔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二○一六年五月應成大臺文系之邀，來臺發表系列講座。本書主要內容，即為相關的五篇講稿，以及一篇深入專訪，從中不僅可見德里克快人快語的一面，也能看到他學思歷程的幾番轉折：從六○學運狂飆年代的親身參與者，到七○、八○年代的中國共產革命研究者，九○年代轉而投入後殖民與全球化理論，然後據此進一步分析解釋「後革命」時代的中國。

    事實上這位國際知名學者與臺灣頗有淵源，一九六九年曾來臺學習中文，九○年代又多次造訪。但臺灣卻從未出版過他的著作，本書《殖民之後？》是第一本，大致涵蓋了他學術生涯後半場的核心關懷。

    面對一個後殖民與全球化的世界，他思索並追問，殖民真的結束了嗎？全球化終將使世界融為一體？德里克的答案並不樂觀。帝國殖民體制雖然崩潰，隨後的國族建構浪潮，卻往往使用殖民手段壓迫少數、消滅差異。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但沒有消融隔閡，反倒強化了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自我意識；況且當資本主義全球化，造就資本可到處流動的跨國企業，深刻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何嘗不是一種殖民形式？

    我們以為殖民已是歷史，但德里克殷殷提醒，殖民處境仍無所不在，在全球化的今日，更徹底的殖民正在發生。

    告別革命重返世界貿易體系的當代中國，正是受益於這樣的全球結構，並挾其經濟成就強勢發聲。德里克對此深表憂心。他指出中共以反擊歐美殖民主義和反抗西方文化霸權為由，一方面雄心勃勃展開「中華」民族復興大業，視解決臺灣問題為終結舊殖民體制的遺害（但對於臺灣來說卻是再添一筆殖民歷史）；另一方面動輒強調中國文化特殊性，來合理化自身的威權統治。他疾呼知識分子此時更要勇於批判與分辨，不該輕易接受以文化差異為託辭的主張。

    德里克已在二○一七年十二月一日過世，因此本書也是他的最後遺作，一份給臺灣的臨別贈言。他形容臺灣是「殖民主義製造的土地」，而他對殖民主義的戮力探討，特別是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歷史認同之間糾葛的關係，今時今日尤其值得我們省思。

◎本書不僅為當代重要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的遺作，也是他在臺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土耳其裔的美國學者德里克，在學術生涯早期就憑藉對中國共產革命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研究，在歷史學界奠定重要地位。一九九○年代之後，他的學術關懷擴展至後殖民、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因此，德里克的影響力可說是橫跨人文社科學界。他的高知名度，以及他對當代中國的關注，使中國、香港、臺灣都曾多次邀請他來講學，中國、香港也已出版他的多部著作，但臺灣在這方面尚付之闕如，因而本書的出版可視為是正式向臺灣一般讀者引介這位甫於二○一七年底過世的學者之學說。

◎儘管本書是德里克在臺講座的講稿集結，並非專書，但由於在內容上有特別針對臺灣聽眾而設計的部分，反而比較適合做為引導臺灣一般讀者認識德里克學說的可親媒介。

書中集結的講稿，是他二○一六年五月應成大臺文系之邀，來臺進行數場公開講座的演說內容。德里克是一位有強烈現實關懷的學者，經常對當代中國民主化的問題發表意見、進行批判（可參考：http://www.inmediahk.net/arif-dirlik，這是他為紀念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而寫）。他的在臺演講內容，當然也觸及當前臺灣面對中共政權威迫利誘的困境，但絕不僅止於指出現象，而是從歷史脈絡和社科理論深入頗析中國崛起與全球化的關係，以及殖民遺緒對後殖民時代中、港、臺三地國族意識和歷史認同的種種影響。

◎德里克擅長由宏大的理論來觀照區域性的現象，他在講座中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切入臺灣問題，可讓臺灣讀者擁有一個宏觀的視野，來檢視自身的處境。

◎本書最後還收錄了成大臺文系楊芳枝教授對德里克所做的長篇訪談。訪談中，德里克娓娓道來自己由一個理工科學生轉入歷史學領域的心路歷程、他的研究關懷及轉折，也快人快語指出他對當前西方學界向中共勢力低頭的憤怒與不屑，毫不保留地展現真性情，德里克其人其事彷彿躍然紙上。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

當代著名學者。一九四○年出生於土耳其，一九七三年在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一九六九年在美攻讀歷史學博士期間曾來臺學習一年中文，後又於九○年代又多次造訪臺灣。他在美國杜克大學歷史系任教近三十年，二○○一年轉至奧勒岡大學，二○○六年退休後曾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歷史與文化系客座教授。德里克早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其博士論文《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一九一九─一九三七》（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一鳴驚人，奠定他在學界的重要地位。接下來他繼續以《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等著作，描繪中國共產革命的思想史圖景。一九九○年代之後，他的學術興趣轉向後殖民研究與全球化理論，寫成《革命之後》（After the Revolution）、《後殖民氛圍》（The Postcolonial Aura）、《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等一系列論戰著作，但同時也持續關注、批判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晉升贏家的當代中國。德里克已於二○一七年底過世。

馮奕達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專職譯者。譯有《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世界帝國二千年》、《旅人眼中的亞洲千年史》、《大人的地圖學》、《全球史的再思考》、《帝國與料理》等書，以及若干談二戰戰後殖民地戰犯與日本去帝國化的論文。

摘自第二章，〈臺灣：殖民主義製造的土地〉

   下面我要討論的內容，是由兩個反思而起，其一與我個人有關，其二可以說與理論有關。個人部分是指我過去四十五年來有過的臺灣經驗。我第一次來臺灣，是在一九六九年時以研究生的身分來學中文──情況不得不然，畢竟對美國學生來說，當時「真正的」中國是去不了的。後來隔了很長一段時間，一九九〇年起我又多次短期造訪臺灣。

　　在這段間隔期，臺灣歷經許多重大變遷，可是很奇怪，有個非常關鍵的改變我竟一直沒有意識到，直到兩年前一次來臺，某天早上我看著中研院院區的往來人群，才突然發現臺灣民眾（the people）的變化如斯巨大。對於這座島嶼共和國的人民而言，消失在對岸大陸強權的經濟、文化、可能還有政治勢力範圍內，是生活中時時存在的威脅，他們不免憂心忡忡，儘管如此，他們的行為舉止，以及在面對自己是誰、自己為何在這裡等問題的舉止和應對上，卻顯得一派泰然──不妨就用人類學家沙學漢（David Schak）在文章中的描述，稱之為一種溫暖的「公民心」（civility）吧。正是他們的安然自適使我恍然大悟，原來隨著我在一九九○年以後的幾次造訪，這已不知不覺間累積成為我對絕大多數臺灣民眾的看法。跟我二十年前在臺灣待了一年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當時，像我們這種外國人最有可能碰到的當地人，仍想像自己僅是這座島嶼的過客，很快就會回到他們在大陸上「真正的」家。這種想望也讓他們與家就在這座島上的大多數人始終有隔閡，而後者跟這些來自大陸的征服者在文化上也有明顯的差異。這座島似乎因為缺乏某種安定感而失重，島上的文化彼此格格不入。

　　要探究臺灣如何從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最好的方法是透過臺灣人的自我形象──在那段間隔期，臺灣人起而對抗大陸征服者，改變了這座島嶼的歷史走向，推著它朝與征服者想像中大相逕庭的方向發展，而且至今還在持續對抗。今天，「臺灣人」指的不僅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就住在島上的居民，而是所有住在臺灣的人──這種變化本身就是實體本土對抽象國族所取得的勝利。這倒不是說壁壘分明與焦慮之情已經消失於島上的政局。不過，一九四五年後從大陸來臺的人所經歷的臺灣化過程（Taiwanization），使過去用來區分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標準大為喪失了有效性。區分的標準如今需要重新界定，這多半關係到對大陸的認同，而不是出生地或籍貫。這段轉變過程的文化與歷史結構普遍在民眾身上留下了印記。我們需要更深入理解的正是這個內在結構，而非僅是其外在形式，以反駁「臺灣是個『華人』社會，理所當然屬於『中國』」這種盛行假設，此一假設向來為審度權勢的國際協議所認可。對島上相當比例的居民而言，本土顯然不只是本土，更是自身國族主張的基礎，這對國際對於「中國」（China）與「中國性」（Chineseness）的理解有深刻的影響。浮現的本土意識開始影響島上的文化，即使對那些因為某種理由仍對大陸懷抱夢想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至於我談這個議題的理論動機則複雜得多。其中涉及殖民主義與歷史認同形成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迄今尚未得到相應的重視。這種說法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畢竟殖民主義與認同之間的關係一向是許多後殖民研究的重心所在。但這類學術研究卻過度執迷於歐洲／美國殖民主義，局限了研究的歷史與理論範圍，使調查重點一方面集中在殖民過程對殖民者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專注於殖民地被支配者如何將殖民者的文化挪為己用，做為抵抗的策略，讓殖民者的期望落空。側重這些方向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後殖民批評的反霸權目標，就是要反擊歐美殖民主義的假設，這些假設影響了近代的知識結構，其中也包括被殖民者的知識。但在這種論述過程中，卻看不到殖民者以哪些方式實際上轉變了被殖民者，讓他們走向新的歷史方向，即便他們走的方向並不符合殖民者原先的期待。針對歐洲中心主義進行文化和認識論批判的後殖民理論，其靈感與批評用語，正是大量取之於理論批判對象的知識形態。對抗殖民主義是認同形成的強大來源，但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以殖民狀態為整件事不可或缺之一環做為前提的。 這正是「揉雜性」（hybridity）這個概念的重要特色，深受後殖民研究看重。

　　「殖民主義是歷史認同的來源之一」這種看法在國族歷史書寫中不受歡迎。殖民篇章就像國族歷史中失落的黑盒子，其影響最好在恢復國族完整性與歸屬感的過程中抹除（當然，這對類似美國與加拿大的移墾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來說並不適用）。先前受過殖民統治之社會（或是被宰制之社會，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例子），在進行國族歷史書寫時，會試圖為有矛盾過往的國族建立一個歷史基礎，殖民篇章看起來就像在國族認同的演進上走岔了路，而非國族形成的成分。殖民時期帶來的文化效應就算沒有於法不容，卻被認定是有害的，需要將之抹除，好讓國族意識能夠扎根。

　　若說這類想法主宰了中國國族歷史書寫中對香港與臺灣的看法，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尤其熱衷此道，我想這是很公允的說法。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將英國對港統治結束描寫為「回歸」，言下之意即「回家」，就是在暗示香港這一百五十年是身不由己的流放，如今終於靠著加入祖國，重回正確的歷史道路。同一套去歷史化思維也是中國對臺看法的特色：經歷了一世紀的分離──先是受日本殖民體制統治，接著又成了國民黨叛亂的據點──該是臺灣重回祖國的時候了。諷刺的是，國民黨長期堅持「一個中國」的看法，到今天似乎還是這樣。我再補充一點，許多外國人也認為「一個中國」理所當然，其中有不少就是「中國」的學生。（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