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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國父: 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6-28

產品編號:978986948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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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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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到底是「意外的國度」還是「必然的國度」?
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可否稱得上是「意外的國父」?
 
臺灣的誕生,是中共、國民黨、美國、臺灣人民,四方角力下的不完美妥協?
還是臺灣人民奮鬥的結果及歷史的必然?
 
「有『意外的國度』就會有『意外的國父』,一九七二年後,在現代臺灣的形塑過程中,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都不自覺地扮演了某種國父角色。」——汪浩
 
黃克武(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長)、吳密察(國史館館長) 聯合推薦
 
「現代臺灣」沒有一個明確的誕生日,甚至沒有一個名符其實的國名,它是在亞太國際關係格局大調整的背景下,經由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幾代領導人,以及臺灣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四方的角力和妥協而形塑的。在此過程中,我們一般認為兩蔣政府對內「打壓臺獨」,對外則堅持「反攻大陸」,但實情是否真是如此?對此,《意外的國父》一書通過爬梳《蔣介石日記》、國家檔案等相關文件,細膩分析從蔣介石、蔣經國到李登輝等主政者,他們於面對國際政治困境之際所訂立的國家戰略,在有意或無意之間,都造就了「臺灣的誕生」!
【從對抗到自保】蔣介石:一九五〇、六〇年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相激烈對抗,甚至在毛澤東的主導下,發生兩次臺海危機。然至一九七一年,面對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此案,蔣介石試圖改變國家戰略,逐漸接受「兩個中國」,同時也把國防戰略從「反攻大陸」調整為「保衛臺灣」。但蔣介石終遭美國尼克森政府背叛,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面對美國與中共改善關係的致命威脅,為了確保臺澎金馬不落入中共之手,蔣介石與逐漸主政的蔣經國,開始考量「一中一臺」的可能性,並確立「獨立自保」的新戰略,至此,兩蔣對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從自保到獨立】蔣經國: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中華民國斷交。此時,蔣經國已放棄爭論誰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轉而強調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國家,甚至在推動制定《臺灣關係法》的過程中,要求美國以「臺灣政府」稱呼「中華民國」。在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同時,蔣經國也提倡「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互相接納,亦即「中華民國就是臺灣,臺灣就是中華民國」。
【從獨立到對等】李登輝:一九九〇年代,繼蔣經國之後主政的李登輝,繼續推動蔣經國以「對等地位」為原則的兩岸交流。一九九九年,李登輝在提出「兩國論」時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臺澎金馬且「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布臺灣獨立的必要」,此論述不僅明確中臺的對等關係,同時也與蔣經國的「中華民國就是臺灣」此主張一脈相承。
時至今日,習近平如果想維持兩岸和平,那就應該突破「一個中國」的迷思,並認知到,自蔣介石晚年以至蔣經國、李登輝,如何追求臺灣的「獨立自保」?如何堅持臺灣的「事實獨立」?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等後續主政者的國家戰略又是如何承繼自此?而《意外的國父》一書就在於讓我們明瞭,從兩蔣到李登輝,都是強調「中華民國/臺灣主權獨立」、形塑「臺灣」的「國父」們!

汪浩
出生於上海,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赴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獲得國際關係學博士學位。曾在倫敦、香港從事金融工作多年。退休後定居臺北,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著有《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有鹿)。

自序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公報》發表時,我小學一年級,住上海外婆家。那天聽說尼克森總統車隊可能會駛過我家附近的靜安寺,外公就早早地讓我穿戴整齊,說要帶我去馬路上看看美國人長什麼樣。可我們剛走到弄堂口,就被居委會主任擋了回來,她說只有經過挑選的黨員才可以去指定的路口,假扮行人,迎送外賓,我們這種老百姓,最好還是回家待著,聽聽廣播。那時,蔣介石也注意到中共接待尼克森的場面冷淡,他在日記中寫道「觀察尼丑訪問匪區情形,毛賊未在機場親迎,其接待情形冷落」,「一片冷漠陰沉耳」。其實,中共根本不允許一般市民上街,尼克森沿途見到的民眾,都是經過挑選的黨員幹部,他們不可以歡呼,只能揮手微笑,那是中共安排好的,蔣介石不明就裡,以為市民對這次歷史性訪問,表現出一種冷漠姿態。
 
不久,居委會主任來訪,閒聊起尼克森訪問,她說了個笑話:季辛吉參觀北京故宮,看見一個國寶龍鳳戲珠玉杯,喜歡的不得了,就順手牽羊,把它塞進公事包,一路包不離手,從北京帶到杭州,又帶到上海,眼看就要帶上專機回美國了。怎麼辦?當面問他,怕傷了和氣,壞了剛建立的中美友誼;不問吧,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周恩來急得團團轉,後來,他靈機一動,想了個辦法。周恩來在上海請尼克森和季辛吉看雜技魔術表演,演出高潮迭起。快落幕前,有個魔術師在臺上向觀眾展示一個玉杯,音樂聲起,舞臺燈光變暗,那個玉杯不見了,魔術師走下臺來,在觀眾席間東找西找,忽然他眼睛一亮,走到季辛吉面前,指著他的公事包,說玉杯就在你包裡。季辛吉無奈,打開包,玉杯果然在裡面,魔術師捧回玉杯,全場掌聲雷動。居委會主任說那個國寶就是臺灣,被美國人偷走了,又被周總理騙回來了。
 
從此以後,我一直對中美爭奪臺灣的故事感興趣。一九九〇年代初,在英國牛津大學做博士論文,決定研究臺灣問題,當時我還沒認識來自臺灣的太太。幾年前將論文改寫出版,題目為《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後來,從事國際金融工作二十五年,也持續對中臺美關係有所留意。兩年前退休,跟著太太回臺灣定居,才有時間去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國民黨黨史館看些兩蔣檔案和臺灣外交部檔案,也在網上讀美國、英國政府外交檔案,和讀國史館二〇一五年出版的《蔣介石先生年譜長編》。不過,我一直認為,歷史研究是盲人摸象,誰也無法看到全貌。近代史研究,因為臺灣和中國檔案解密都做得很不充分,即便沒有意識型態的限制,大家也只能摸摸象腿,沒法摸到象鼻或象牙。
 
在《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中,林孝庭教授對臺美最新的解密檔案與蔣介石私人日記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突破傳統的框架,通過嚴謹梳理和論證,對近代臺灣史提出全新的解釋:「中華民國在臺灣」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不是經由蔣介石與美國謹慎的地緣戰略規劃,而是經過雙方臨時措施和不完美妥協所累積造成。我認為,有「意外的國度」就會有「意外的國父」,一九七二年後,在現代臺灣的形塑過程中,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都不自覺地扮演了某種國父角色。現代臺灣沒有一個明確的誕生日,甚至沒有一個名符其實的國名,它是在亞太國際關係格局大調整的背景下,經由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幾代領導人,以及臺灣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四方的角力和妥協而形塑的。
 
一九七〇年代,美國與中國經過反覆談判和妥協而達成的「上海公報體制」(若林正丈教授在《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一書中稱為「七二年體制」),其核心表述是「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美中《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是對前一句的補充和確認,而《臺灣關係法》和「對臺六項保證」是對後一句的補充和發揮。從臺灣的角度看,「上海公報體制」不僅否認了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否定了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和國際法人格;它只承認臺灣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實體,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設置了框限,是套在臺灣人民頭上的緊箍咒。
 
為了應對和反抗「上海公報體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自上而下地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借用若林正丈教授的說法)。對內,他們通過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增強統治的合法性;對外,他們在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基礎上,追求臺灣的「獨立自保」。可是,在「上海公報體制」框限下,四十多年來,「中華民國臺灣化」對內雖然成就巨大,對外卻無法突破,不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不過,這種對內合法性至少促使國際社會逐漸默認臺灣人民對臺灣地位改變有否決權,但還沒有完全決定權。
 
前陣子,我給「風傳媒」寫了幾十篇讀書筆記,這些筆記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它們只是我個人的讀檔心得,純粹為了拋磚引玉,以文會友。經過對這些筆記的整理修改,我才認清一個從蔣介石到蔡英文,前後貫穿的歷史因果關係和脈絡。一九七二年以來,臺灣領導人和臺灣人民,通過「中華民國臺灣化」來反抗「上海公報體制」,才是臺灣現代史的主軸。本書得以出版,應該感謝許多朋友,政大歷史系鄭巧君博士生、中研院近史所黃克武前所長、近史所張淑雅老師、近史所趙席敻博士生、「風傳媒」主筆夏珍、黨史館王文隆主任、國史館的工作人員、「八旗文化」的富察總編緝和許奕辰編緝,等等。當然,我最感謝的還是太太蔡珠兒。此外,黃克武前所長、國史館吳密察館長,願於百忙之中寫推薦序,不勝榮幸。至於本書的謬誤,只能文責自負了。
 
內文試閱:
第二章:蔣介石接受「雙重代表權」
蔣介石準備成立「中華臺灣共和國」嗎?
一九七一年底,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面對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的致命威脅,為了確保臺澎金馬不落入中國之手,兩蔣開始考量「一中一臺」的可能性。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四日,在聯合國抗爭的最後關頭,外交部長周書楷從紐約打電話回臺北請示「如重要問題案未獲通過,我與美日必須有一緊急應變方案,在表決阿案前提出,力圖挽救,惟此項方案非至最後關頭絕不對外透露,以免影響目前為重要問題案拉票之工作。」周書楷報告的緊急應變方案是什麼呢?它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向聯合國提出的修正案。
 
沙烏地阿拉伯修正案提出:「中華民國,亦即臺灣島之人民,構成一個單獨之政治實體……中華民國,亦即臺灣島之人民,應保留其在聯合國及所有與其有關各組織內之席位,直至中華民國人民,亦即臺灣島之人民,能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復決或全民表決而就下開各項宣布其所做選擇時為止:一、以聯合國記錄之一項條約所確定之中立地位,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繼續獨立;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組成一個邦聯,其條件應由當事雙方商定之;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組成聯邦,但需依照當事雙方所商定之議定書。」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於十月二十日正式告訴美方,中華民國可以忍受沙烏地阿拉伯修正案。對於此「一中一臺」的方案,蔣介石都能忍受,就是為確保中華民國能夠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在臺灣生存下去。
 
季辛吉在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從北京發給白宮四封電報,堅決反對以沙烏地阿拉伯修正案作為後備方案,指出北京最不能忍受沙烏地阿拉伯的修正案要給予「臺灣」新地位。如果美國支持該修正案,美國與中國目前交流的基礎將受到破壞。季辛吉告訴尼克森,如果繼續提出「臺灣地位未定」或在聯合國中給予臺灣以新的法律地位,那麼,將使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出爾反爾,會嚴重損害目前美中對話的基礎。季辛吉警告尼克森,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要謹慎行事,不要以徒勞無功的政策毀掉苦心經營、來之不易的美中間脆弱的信任基礎。由於季辛吉的反對,使得美國不願推動沙烏地阿拉伯修正案。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聯合國大會否決了美國的「修正的重要問題案」後,大會就沙烏地阿拉伯修正案進行表決,這項提案沒有獲得多數國家支持。蔣介石反對臺獨,其實是擔心他在臺灣統治的合法性,害怕臺獨力量被美國利用,成為美國除去他父子的工具。但在萬不得已時,他甘願默認沙烏地阿拉伯修正案作為備案,接受「一中一臺」,只是為時太晚,蔣介石如果能早幾年與美國充分協商,推動這一提案就好了。
 
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布:「我們國家的命運不操在聯合國,而操在我們自己手中。」之後,駐美大使沈劍虹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找季辛吉談「兩個中國」的長遠關係。季辛吉宣稱「依我們的判斷,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的關係,應由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去解決。這是我們的政策,但是,誠如我所指出的,那並不影響我們現有的承諾」。沈劍虹問季辛吉,美國希望中華民國怎麼辦?季辛吉強調,美國要中華民國存活下去,保持它的身分與尊嚴,美國會盡力支持,使它留在盡可能多的國際組織,美國「不準備改變與中華民國的雙邊關係」。其實,季辛吉早已向周恩來秘密承諾,在尼克森第二任中期,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沈劍虹接著問,展望的時間是五年或十年?季辛吉回答說,十年太長,五年比較可能,但那是因為五年內有許多事情可能發生,例如,毛澤東死後,中國可能分裂成五個到十個權力中心。
 
討論中國情勢可能的演變之後,沈劍虹又回到未來五年展望問題,他問季辛吉,那五年後臺灣是否有獨立分離的地位?臺灣的地位是否改變?季辛吉說,可能發生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臺北與北京談判;第二種情況是臺灣日益發展成一個獨立的地位。還有一種情況是中國大陸爆發內戰,臺灣以後與其中一個派系結盟。面對難測的變局,沈劍虹問季辛吉,現在中華民國應該怎麼辦,要更加努力或坐以待變?季辛吉回應「你們有什麼選擇?」依他的見解,中華民國不應倉促採取行動,「任何會發生的事將是很緩慢的發生」,中華民國如果為避免死亡而自殺,那是很愚昧的事情。沈劍虹追問,季辛吉是否看到「死亡」即將來臨?季辛吉回答:沒有。依他的判斷,如果中華民國自己堅定,情勢會有急劇改變。「我們無意撤銷對它的承認。」這次會談後兩天,季辛吉在會談紀錄上批示:此項備忘錄不再傳閱。季辛吉這裡對沈說的一套與他在北京對周恩來說的一套幾乎完全相反,真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沈劍虹是兩蔣的親信,他不可能未經授權而去找季辛吉談這麼敏感的問題。
 
在沈劍虹見季辛吉的同時,國民黨中常會連續討論臺灣的前途和外交戰略。十一月十日,蔣介石警告國民黨中常會「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日和約將來亦未始無片面廢約之可能」。但他說,「當前最切要者:一為我基地防務之鞏固,一為必須注視敵人內訌之演變」。不久,與蔣經國關係密切的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在十一月底又主動找美國大使馬康衛密談。楊說他向蔣介石提出的救臺灣策略是:第一,發表聲明,宣布在臺灣的政府與北京的政府毫無關係;第二,此項聲明應以新的政府名稱,即「中華臺灣共和國」名義發表;第三,聲明應指出,此項名稱所用的「中華」沒有政治意涵,只作通稱,標示臺灣的居民是漢人族群,有如「阿拉伯」國家在其國家名稱前加「阿拉伯」一樣;第四,在做此宣布後,應即凍結憲法,解散國會,改成國會一院制,國會議員三分之二歸臺灣人;第五,進行公民投票決定臺灣未來地位。楊說,高層有葉公超、蔣彥士認同這種想法,張群、嚴家淦、張寶樹和黃少谷對這種想法也持開放態度。馬康衛立即將此「最高機密」報告美國國務院,但似乎沒得到國務院回應。
 
面對美國對臺政策天翻地覆的轉變,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蔣經國代表蔣介石召見國軍高層,指示「今後作戰一切以防守為著眼,關於反攻大陸的措施不必做太多的準備」。這是一九四九年後兩蔣對國軍軍事戰略的第一次明確轉變。十二月一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今後打破尼丑險惡陰謀之道。第一,接受連任下屆總統,團結內部。第二,加強軍事與國防科學,力求獨立自保而已。」所以,蔣對臺灣前途的戰略定位很明確,就是「獨立自保而已」。十二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終於決定「反攻戰略重新部署,計劃與行動完全變更。此一自立自保,以退為進,以守為攻,以靜制動之戰略,至為重要」。至此,蔣介石明確放棄了「反攻復國」的舊國策,而確立「獨立自保」的新國策,可是臺灣民眾並不知道這一變化。一九七二年,在蔣介石的最後幾則日記中,他一再強調「邁向獨立自強之心理」。實際上開啟了「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尼克森訪問中國回美後,沈劍虹去見他。尼克森敷衍沈劍虹說,儘管雙方有重大分歧,蔣介石和周恩來同意只有一個中國;因此,問題由兩方自己解決,至於如何解決,並沒有談及;他們(中方)認為那不是我們(美國)的事。季辛吉補充說,第一,美國重申對和平解決的關心;第二,美國提到「考慮到和平解決的前景」這個條件,「前景」這個字不是隨便用的。他們並沒有取得一張對臺灣用武的空白支票。尼克森又說,如果他是蔣介石,第一,他不會去質疑美國有承諾(指防衛承諾還存在),他會接受美國說法。...…美國處於一個微妙境地,因為(國共)兩個政府都認為那是內政問題。季辛吉插話道,北京不能預期或靠美國施加壓力以促成談判,或尋求解決模式。季氏說,第二,我們對前景應該務實。第三,就像他向沈大使說的,在未來四、五年,許多事情會發生,你們沒有解決問題的壓力。毛澤東會消失,周恩來會消失,或兩者都消失,因此,這並不是一個急需要在近程內解決的問題。也因此,如果你們驚慌或貿然從事,那將是錯誤之舉。尼克森經季辛吉的提詞,又補充說,如果他是蔣介石,第一,他不會挑起戰事;第二,他不會對美國宣示(臺灣防衛承諾仍有效)的聲明爭辯。尼克森重申美國不介入迫使兩岸解決臺灣問題,也反對使用武力解決。因此,如果他是蔣介石,他不會驚慌,也不會急於謀求解決。這其實是對沈劍虹與楊西崑非正式探尋的答復。
 
五月三日,沈劍虹帶著蔣介石的保證再次見季辛吉。沈說,第一,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共政策維持不變。第二,中華民國政府未與中共接觸,也無意與北京建立任何接觸。沈劍虹說,問題在看美國對美中關係要走多遠。季辛吉騙他說,美國「無意超過目前的地步」,並保證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是如此。由此可見,尼克森與季辛吉用拖字訣和謊言來打消兩蔣宣布「中華臺灣共和國」獨立的念頭。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後,蔣介石心臟病發作,出現心肌梗塞,從此不再視事,臺灣正式進入蔣經國時代。美國大使館立即注意到蔣經國內閣中臺灣省籍閣員很多。八月二十四日,沈劍虹又去找季辛吉,再次拋出中華民國「獨立」的主意,他說,有些中華民國的友邦說,我們應該成為獨立國家。季辛吉一聽問題嚴重,立刻施以緩兵之計,宣稱他不認為需要如此。在美國大選後,事情會改變。臺灣那樣做會在美國造成極大問題。是他的話,他寧可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改變立場,中、蘇可能爆發戰爭。沈劍虹安慰他說:「我們一向保持安靜,從來不洩密。即便是情況很惡劣,我們也保持安靜。」沈劍虹與楊西崑的這些試探恐怕不只是他們個人的意思,而是兩蔣授意的,但美國不願幫忙,因為尼克森和季辛吉已經向周恩來秘密承諾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方案,也不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但兩蔣並不知情。而沒有美國的明確支援,兩蔣就不敢宣布「中華臺灣共和國」獨立。
 
蔣介石在晚年,放棄了要求各國必須在「兩個中國」之間做選擇,他接受讓兩者都加入聯合國和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安理會席位。蔣介石甚至準備自己宣布臺灣獨立,實行「一中一臺」。但是,再有創意的外交方案也未必抵擋得了尼克森、季辛吉帶來的震撼。美國與中國達成的「上海公報體制」,封殺了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合法性,也框限了臺灣的國際空間。在美國的反對之下,蔣介石無法推動「中華臺灣共和國」獨立。蔣介石是一個現實主義領導人,他懂得在關鍵時刻退讓。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四十多年後,臺灣仍在「日益發展成一個獨立的地位」,這是當時誰也沒有料到的。
 
第四章:蔣經國主張「中華民國」就是「臺灣政府」
什麼是「蔣經國路線」呢?
什麼是「經國路線」呢?「經國路線」的核心思想有三項:一、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提倡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互相接納。二、反對「一國兩制」,堅持反共不反中。三、堅持親美外交路線,堅定站在自由世界一邊。
 
首先,蔣經國始終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臨晨兩點被美國大使安克志通知美臺斷交時,他強調:「承認臺灣為『中國』之一部分,余肯定而言,美國已拱手把臺灣送交共匪,任其處置。余坦白以言,美方以為如此可仍然保持臺灣內部安全繼續發展,事實亦斷不可能。美方聲明中尤其提到將來臺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解決,殊為不當。」蔣經國表示「中華民國面對此一情況,只有從兩條路中解決——面對滅亡或鬥爭求生」。
 
接著,蔣經國向臺灣人民公開聲明:「美國決定與共匪偽政權建立外交關係,不僅嚴重損害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之權益,且將對整個自由世界產生嚴重之影響,其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後果,均應由美國政府負完全責任。」蔣經國強調,無論國際情勢如何發展,中華民國以一主權國家,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與共匪偽政權談判,絕不與共產主義妥協,亦絕不放棄光復大陸拯救同胞之神聖使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華民國與美國談判雙方斷交後的關係安排時,蔣經國親自提出五項原則:持續不斷、事實基礎、安全保障、妥訂法律以及以政府關係為依據。蔣經國在強調兩國政府間的關係時,重新定位了中華民國的國際法地位:「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獨立之主權國家,中華民國是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唯一真正的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所產生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的存在一向是一個國際的事實。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及國際人格,不因任何國家承認中共偽政權而有所變更。美國應當繼續承認並尊重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和國際人格。」由此聲明可看出,蔣經國已不再同中共爭論誰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轉而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存在是一個國際法的事實,進而推之,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人格,不因美國或任何其它國家終止外交承認而有所變更。
 
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同時,蔣經國亦提倡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互相接納,蔣經國在一九七九年臺美斷交之初所倡議用「臺灣政府」名稱,即為此概念的體現。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蔣經國接見「中美經濟協會」主席甘迺迪,討論美國國會與總統爭執《臺灣關係法》立法。由於使用何種國家名稱,將對卡特總統簽署與否決《臺灣關係法》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甘迺迪希望能得到蔣經國原則性的指示國家名稱問題。蔣經國抱怨:「美國行政當局,似乎將中華民國置於自生自滅之境,而聽其自然。以往我們誤以為卡特會用『臺灣當局』、『臺灣政府』等詞,豈料他竟然用毫無法律效力的『臺灣人民』取代。」蔣經國強調,以中華民國立場而言,當然是能用正式國號為最理想,但為了實際情況的需要與最低限度,「臺灣當局」和「臺灣政府」是唯一能暫代的名稱。他說「美國雖然視我國為『臺灣政府』,但我們將永遠自視國號是『中華民國』。為了『臺灣政府』一詞,在卡特的法案裡能予我法律實效及順利通過立法程式,我們希望這一修改上能堅持『臺灣政府』。」由此可見,在推動《臺灣關係法》的制定過程中,蔣經國要求美國國會以「臺灣政府」這名稱來稱呼「中華民國」。其實「臺灣認同」是蔣經國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出任行政院長後,加速推行「本土化」政策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而多年後,即一九八七年夏天,蔣經國說「我來了臺灣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感性的話是有其深遠政治意義的。
 
其次,「經國路線」反對「一國兩制」,堅持反共不反中。中共方面,則是一直希望能有第三次的國共合作,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向臺灣提出了九點建議,希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這九點建議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鄧小平說:「九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從鄧小平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對美國楊力宇教授的一席話,能明白看出鄧對當時國共兩黨的理解與期望:「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但鄧並不贊成臺灣完全自治,因為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他說「『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鄧願意臺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臺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甚至可以有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但其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鄧提出「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所以,鄧小平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布。
 
鄧小平始終對「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往情深,深感「再沒有比一國兩制的辦法更合理的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鄧小平接受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鄧小平回答了臺灣有什麼必要同大陸統一的問題。鄧小平認為,臺灣問題「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臺灣不同大陸統一,臺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別人拿去了。第三點理由是,我們採取『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大陸搞社會主義,臺灣搞它的資本主義。這對臺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臺灣人民沒有損失」。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領導人所能提出的最富於政治智慧的想法,而這構想也影響了中國此後幾代領導人對臺灣的政策,不過,他們似乎都未想到要尊重臺灣人民對臺灣前途的自決權,他們也堅決否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
 
對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方針,蔣經國始終不買賬,並且早在一九七九年四月,蔣經國即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整個一九八〇年代,他強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一九八二年十月,蔣經國對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記者批判「一國兩制」,指出中共不守信用,任何期望中共允許臺灣與大陸統一後能保留單獨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切實際的;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的情形下,要想中共允許臺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日,蔣經國接見舒茲(George P. Shultz,後來出任雷根政府國務卿)時,分享他對抗共產黨的經驗:「中華民國反共已有五十年的歷史,犧牲了百千萬的生命,所獲致的血的教訓就是:你不怕共產黨,他就怕你,你怕共產黨,他就不怕你,這是與共產黨作戰的惟一要訣。」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蔣經國告訴雷根總統特使劉易士(Andrew L. Lewis),中共「曾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兩種制度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中,是不可能的。中共不過是用此來引誘我們,我們不會上當的」。他還說:「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會變的。這其中包括我們對美國的政策,以及我們對中共的政策。多年來,雖然在中美關係上有很多變化,但是我們對美國的政策卻是始終如一,未曾改變,有問題,大家可以商量解決。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協,因為屈服與妥協,將造成我們的毀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蔣經國與「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席間蔣經國以新加坡李光耀總理與他的談話的內容為例,再次表態:「李光耀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臺北去否?如到臺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絕不會與它談。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但蔣經國反共不反中,一九八七年二月,他解釋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時說「訪親的個人因此能夠親自體驗海峽兩岸同胞生活的懸殊,也可以比較兩種不同制度的孰優孰劣,從而判斷中國的未來,究應採行何種制度方能符合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雖然蔣經國修改了「漢賊不兩立」政策、發展與無邦交國家的官方關係、逐漸放棄原來對中國絕對排斥的態度,但蔣經國堅持反共立場,「反共不反中」是其一貫的原則。
       
最後,「反共」必須要有盟友,因此蔣經國堅持親美外交路線,堅定站在自由世界一邊。國家安全政策是中華民國對外政策的核心,蔣經國將中共視為臺灣的唯一威脅。臺美斷交依然不影響蔣經國親美的外交路線,但是,蔣經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則改為確保美國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蔣經國告訴丁大衛:「(一)多年來吾人始終本於兩個信念:第一,吾人之思想哲學生活方式與美國相同;第二,中美間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吾人始終採取行動與美國加強關係。(二)中華民國的國家目標是如何使中國大陸的同胞能脫離共產暴政,重獲自由,此固為一長程目標,但就現階段而言,中華民國站在太平洋之戰略地位甚為重要,吾人的基本觀點是中華民國絕不容中共控制,亦不能落入俄共之勢力,因此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存在,是符合美國對抗蘇俄擴張利益的。」親美的目的是確保中華民國不被中共控制。
 
蔣經國非常強調與美國共同的反共大業,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蔣經國接見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外交顧問艾倫時說:「中美兩國在表面上雖無外交關係,但實質上,卻是最堅貞、最忠實、最好的國家及朋友。中美兩國之利益是不能分的。試問,如果共黨得逞,美國將得利多少?反之,倘我中華民國,堅強屹立,與美國共同抵擋共黨勢力之擴張,則對亞洲,對世界之和平將關係重大……為自由為反共,堅決奮鬥到底,即使戰至最後一人。此乃我中華民國根本之原則與精神。本此,我國願與美國一起為自由,為反共而奮鬥到底。」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蔣經國接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William Clark)時,再次強調與美國共同的利益、理想與目標,是雙方合作的基礎,能解決任何的問題:「目前中共的策略就是以戰逼和,如果我們同意跟他們談判,無異於自取滅亡。我們有兩個基本立場,對外來說我們永遠與美國站在一起,對內我們堅持貫徹民主憲政,這兩個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改變」。蔣經國認為維持臺灣安全是他最重要的任務,必須有計劃地堅強自己,使中共不敢隨意侵犯。他告訴克拉克「維持自己的力量可以說是維持臺海安全最主要的條件,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向美國購買精密武器的理由。臺灣海峽的問題,不僅只是臺灣本身的問題,事實上也是東南亞、東北亞整個的問題。臺灣一但發生變化,整個亞洲其他的地方,也都會跟著發生變化,那時美國的負擔,將會變得更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加速推行「民主化和本土化」政策,對抗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接受「兩個中國」的現實,以保衛中華民國的國際法地位。一九七九年臺美斷交後,為了擺脫「外交孤立」困境,中華民國力圖使自己在國際社會擁有更為「獨立」的地位。從一九七九年一月到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去世,蔣經國大幅調整了對外政策,他雖然堅持「反共復國」口號,卻修改了「漢賊不兩立」政策,發展與無邦交國家的官方關係。中華民國將發展與無邦交國的實質官方關係,作為其對外關係的重要目標。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蔣經國生前最後一次約見「美國在臺協會」主席時說:「我們與中共、美國三方面的關係,在當年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之後,杜勒斯國務卿與先總統蔣公,對臺灣問題曾發表聲明,那個時候是一九五八年十月。他們那個時候的談話,就是我們現在政策的基礎,我們反共政策之所以能夠立足,能夠發展。是要靠美國的市場,美國的武器以及我們本身反共的決心與政策,能夠永遠堅持下去,否則就沒有辦法在世界上立足。」蔣經國主政臺灣時期,他堅持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領導臺灣的政治轉型和經濟飛越,也對臺中美三角關係的形塑留下了深遠影響。一九八六年十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強調,國民黨今天所面臨的局面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國民黨必須「以變應變」,但是萬變不能離其宗,「經國路線」的核心是「反共,親美,保臺」。

書籍代號:0UEC0013

商品條碼EAN:9789869486507

ISBN:978986948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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