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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興亡解謎:話說中國歷代黨爭 上冊

作者:王桐齡 原著/解雪、章偉、蔡大東 譯著

出版品牌: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11-04-11

產品編號:9789861206332

定價 $320/折扣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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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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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歷史和人性的鑰匙 揭開潛伏的歷史規則
歷史的殘酷往往超出人的想像,王朝興替的背後最怵目驚心的真相。
 
 一個王朝的興替,如同潮漲潮落,終究是有始有終。興旺的原因各有不同,但衰敗滅亡時卻都是一樣的。在這宏大歷史背景之下,皇帝、外戚、宦官、文人等各類人群的存在,掌握了整個國家朝代輪替的關鍵,為了爭權奪利?為了江山美人?還是為了永垂不朽的霸業?迷霧般的歷史,在時間轉輪下,愈顯複雜難辨,透過層層剖析,抽絲剝繭,方能一窺其中秘辛。

  從春秋戰國、秦、漢、唐、宋、明、清等歷代史說,分章節介紹了這些朝代的重大事件、興衰榮辱,穿插記述了諸多因時制變、運籌帷幄、縱橫捭闔的精彩人物。中國歷代王朝的興亡與成王敗寇背後的原因,在本書中完全解謎!

 

 

得獎推薦

讀者推薦:
 
第一本白話黨爭專著,敍述十分詳細,很多歷史事件和故事都是不常見的,文章也很生動有趣。
 
 
 
史料很鮮活。故事好玩。故事講述全面,兼具了各朝代的風土人情與坊間習俗。當然更多是強有力的社會現實意義,全景式地披露了當時社會的官場心態,期間關係錯綜複雜,有看得見的,也有看不見的,深陷其中的人們尋求出路,兢兢戰戰,無時無刻不充滿恐懼和不安。然而所有的事件只是手段,「道」才是真正的目的。中國的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讓人慨嘆:歷史深深深幾許。看得越多越讓我覺得實在是管中窺豹,但也堅信其實這些古老的文字中蘊藏著巨大的力量,只等著後人去挖掘、運用。 總之,要瞭解和理解中華文化,一定要仔細閱讀此書。
王桐齡(1878-1953)

  我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號嶧山,河北人。清末考取秀才,曾兩度留學日本,一九○七年畢業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一九一二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系,獲文學學士學位。他是我國第一個在國外攻讀史學而正式畢業的學人。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參事,後應聘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為北京師範大學後,出任教授;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間曾任系主任,並先後在北京法政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課,先後擔任中國史、東洋史課程,並創辦志成中學。王桐齡從事歷史教學近四十年,桃李遍天下,著譯豐碩,有《中國史》、《東洋史》、《中國民族史》、《中國歷代黨爭史》、《儒墨之異同》、《局儉堂詩存》等書。

第二節 法家的崛起
 
  在儒學與道學爭雄於南北的時候。法學家也在齊國興起了。
  齊國是依靠大海興起的國家,從世界歷史看,齊國的興起與古希臘興起大致處於同一階段,是古代世界東西方文明的璀璨明珠。齊國之所以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和"戰國七雄"之魁,除君明臣賢、重民務實等原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地制宜,因時變革,依據沿海地理優勢,重視海洋資源開發,傳承、弘揚海洋文化。齊國是世界上最早開發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約5000年前,山東沿海居民就已經"煮海為鹽"。在數千年經略海洋的過程中,處於山東半島的齊國,繼承了利用海洋的歷史傳統,從而創造了鮮明的海洋文化,在中國海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齊國產生過兩種觀念:一是國家觀,二是世界觀。國家觀發展成了法家學說。世界觀發展成了陰陽學說。
  法家的創始人是管仲。他輔佐齊桓公創立霸業,是春秋時期的大政治家。他處的時代正是列國並峙,互相征戰不休。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父親管莊是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到管仲時已經很貧困。為了謀生,管仲做過當時認為是微賤的商人。他到過許多地方,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見過許多世面,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管仲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徵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是廢除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後來孔子感歎說:"假如沒有管仲,我也要穿異族服裝了"。就這樣使齊國成了"依法治國"的典範。《管子》這本書是治理策略的最好闡述。
  到了戰國時代。群雄紛爭,一統天下勢在必然。最終統一天下的,不是強大的楚國,也不是殷實的齊國,而是起初並不起眼的秦國。
  秦國的興起關鍵人物是商鞅。他就是遵循《管子》的治國理念來治理秦國的。
  商鞅是衛國人,原來不叫商鞅,因為是衛國國君的後裔,所以叫衛鞅。他年輕的時候見衛國勢弱,就到當時最發達的魏國,給魏國的宰相公叔痤當門客。這個公叔痤是個知人善用的人,發現他是個人才後,推舉他為中庶子,一有大事,還總要與商鞅一起謀劃,並總是成功,公叔痤很器重他,打算引薦他做更大的官。只可惜公叔痤不久得了重病。就在只剩一口氣的時候,他還想為祖國和人民做點好事,於是向魏惠王推薦了衛鞅。怕魏惠王看不起衛鞅,公叔痤還特別囑咐魏惠王說"衛鞅雖然年輕,但他是當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國,比我強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殺了,以免後患"。
  可就是這麼著,魏惠王還是沒聽進去,沒有啟用商鞅。可公叔痤卻因此留下心病了。按照他的邏輯,不用就得殺,那可太對不起衛鞅了。於是公叔痤又對商鞅說"我先公後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趕快逃走,我已建議他殺你了"。
  衛鞅則一笑了之,也不急著走。把公叔痤急的夠嗆,心想:小子,老爺子我是為你好。這可不是耍個性的時候,再不走,小命就沒了。
  衛鞅見公叔痤真急眼了就解釋說:既然魏王不聽痤的話用我,那他也不會聽你的話殺我的。
  果然,惠王認為商鞅沒什麼作為,這是公叔痤病重,在說糊塗話,因而,沒有用他,也沒有殺他。
  這事兒過了不久,21歲的秦孝公登基了。根據《史記》記載,秦孝公當秦王的時候,崤山以東有六個強國,齊、楚、魏、燕、韓、趙不相上下。淮河泗水之間有十餘個小國。周王朝衰微,諸侯都靠武力征伐,爭相兼併。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不能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結盟,不為各國重視,大家都用夷狄的態度對待秦國,還不時派兵侵奪其土地。秦孝公看到秦國外受強鄰欺壓,內有貴族專橫。於是決心奮發圖強,改變國家落後的面貌。為了尋求政改賢才,秦孝公頒佈了"求賢令"。一時間,各國的遊學人才都密集的出現在秦國,而秦國也很重視他們。這時候秦國各種學術思想都很發達,有淩駕於其他地方學術的趨勢。
  衛鞅聽說秦孝公四下招賢,於是來到秦國,求見秦孝公。以一番變法圖強的宏論打動秦孝公,官拜左庶長,受命主持秦國的變法,改名商鞅。
  變法從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兒,然而商鞅缺鑽了文明發展中的空子。
  據史料記載,秦久在西陲,儘管一直在抵抗犬戎等異族,但其生活狀態卻是和西戎一直處於雜居的狀態。秦以遊牧為生,與這些所謂的"夷狄"雜居,或者說,它本身就是夷狄。所不同的是,它積極地向中原靠近,而其他各族卻是一味地侵略和掠奪。所以《春秋·谷梁傳》把秦稱之為"狄秦",一口斷定"秦人,夷也"。秦與周邊戎狄這種既共處又鬥爭的複雜關係,決定了秦的文化風俗打上了濃厚的戎狄的烙印。這是秦的歷史,是褪不去的。
  秦建國之前,乃至在春秋300多年的時間內,和諸夏各國幾乎沒有往來,完全處於隔絕狀態。這種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時代才被打破。也許是因為秦世代忙於與戎狄爭鬥和廝殺,沒有時間更沒有精力東顧,也許是因為黃河橫亙中間,淆山南北綿延,阻礙了交通,隔絕了資訊。不管怎樣,秦在文化方面幾乎沒有受到諸夏所謂的宗法文化的影響,卻是一個鐵定的事實。
 
  由於受戎狄習俗的影響,秦人的文化和風俗一直是原始的,素樸的,或者說是野蠻的,保留著大量的母系社會的痕跡。《商君書》中說:秦人的野蠻在於其還沒有經過人文教化,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兩個人在一個床上睡覺。這在中原各國看來,簡直就是不可思議。《商君書》中還說:兒媳婦給孩子餵奶的時候,竟然不避開自己的老公公,撩起衣服來就喂,乳房袒露在外面。商鞅變法中有一條禁令是:"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可見,至少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還沒有孝悌之道和所謂的男女有別的觀念,公公、婆婆、兒子、兒媳婦、小叔子,大家都睡在一張床上。直到變法以後,才男女有別。"
  男女無別,角色混亂,導致了秦人民風的開放。從王室貴族到普通百姓莫不如此。比如,秦宣太后,是秦惠文王的妻子,秦昭王的母親,曾一度權傾朝野,統治秦國將近30多年。但她又是一個私生活放蕩的女人,簡直到了人盡可夫的地步。他的丈夫秦惠文王死後,身為太后,寡婦之身,卻和義渠戎王偷情淫亂,還生了兩個私生子。這種事情在當時的秦國好像並沒有引起軒然大波和街頭巷議,史書中也沒有任何掩人耳目之辭。可見當時秦國的民風本就如此。《戰國策》上記載,宣太后包養了一個情夫叫魏醜夫,每天上朝的時候都把他帶在身邊,還大言不慚地向庭堂上的大臣宣佈:"我死了,一定要讓魏醜夫給我陪葬。"宣太后以一國太后之尊,公然宣稱要以情夫為之陪葬,這在史書的記載上僅此一例。
  不僅如此,秦宣太后在各種外交場合還公然拿男女之間的苟且之事當例子。西元前299年,楚國攻打韓國的雍氏,韓國派使者向秦國求救兵。秦宣太后要脅韓國使者給秦國一定的好處作為出兵救韓的條件。她說:"我服侍惠王時,惠王把大腿壓在我身上,我感到疲倦不能支撐。他把整個身子都壓在我身上時,而我卻不感覺沉重,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樣對我來說比較舒服。秦國幫助韓國,如果兵力不足,糧食不多,就無法解救韓國。解救韓國的危難,每天要耗費數以千計的銀兩,難道不能讓我得到一點好處嗎?"(米蘭·昆德拉說,每一個女人身上都渴望有一個男人的重量。這個觀點也許是受了秦宣太后的啟發)這估計是《戰國策》中唯一的一個黃色故事,但竟然出自秦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太后之口,可見秦國民風之開放。
  秦宣太后的言行令人想起後來的秦始皇之母趙姬,她先是與呂不韋私通相好,後來又有了情人嫪毐,但她把情人假扮為宦官,才敢將其帶入宮中淫亂。可見當時已有忌憚。她也與嫪毐生有二子,但幾年後,有人向秦始皇告密。秦始皇不僅殺掉了這兩個孩子,又誅殺嫪毐三族,還把太后遷到雍以示懲罰。同樣是太后生子,結局迥然不同,足見在商鞅變法初期,從太后本人到王公貴戚,並不在乎什麼婚外關係,也並不存在貞節觀念。婚外關係可以公佈於眾,寡婦生子也無可非議。
  民風的彪悍,男女性事的赤裸和直白,導致了秦人婚姻關係混亂,不執行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貞潔觀念非常淡薄。秦穆公時,晉太子圉在秦國作質子,穆公把宗女懷嬴嫁給他為妻。不久,晉太子圉逃離秦國回晉。懷嬴沒有跟隨他,而是留在了秦國。於是秦穆公又把包括懷嬴在內的宗女五人嫁給晉公子重耳。重耳是太子圉的親叔叔。秦國讓重耳娶自己的侄媳,重耳認為這是違背禮法之舉,不願意接受。他的隨臣司空季子勸重耳不要拘小節,重耳才勉強答應。
  秦人對男女情事的態度是自然的,開放的,淳樸的,或者說野蠻的。正因為秦人的思想觀念還未受到類似于中原各國所謂"禮俗"的"毒害",他們的欲望才得以像甘泉一樣滾滾地流淌。對於男女間的自由結合、離異,持有滿不在乎的態度,或者視為理所當然。《雲夢秦簡》中曾提到過之所以結婚,是因為自己的女人已經懷孕了。看來,當時的秦國,婚前同居發生性行為和未婚先孕已經非常普遍了,就像我們今天一樣。不過那個時代稱之為"野蠻",而我們今天稱之為"進步"罷了。
  這就是秦國開放的民風。男女之別,長幼之分,父系血統的純正,對於這樣一個遊牧民族來說,可能是聞所未聞的東西。婦女生出來的孩子,到底是哪個男人的,秦人好像並不是太在意。
  就是這樣的民風,所以秦國根本無法建立中原各國那樣的宗法禮制,也自然不可能出現所謂"父父、子子"的明確界限和上下等級觀念。而沒有以父系為核心的血緣倫理觀念,以父、長子關係為縱軸,夫婦關係為橫軸,兄弟關係為輔線的等級制度和血緣倫理思想也就不可能在秦國確立。這直接導致了秦國沒有形成一個龐大的特權宗室貴族階層。
  雖然秦在建國以後已經由遊牧生活轉向了耕稼經濟,但秦國的文化、民風由於屬於上層建築的最後一塊堡壘,並沒有因此發生改變,而是繼續保留了與夷、狄雜居時期的遺風。歷史的發展總是讓人大跌眼鏡:這種變異式的怪胎,恰恰成就了秦國的輝煌;這種所謂的落後文化,這種所謂的粗獷、野蠻的民風,陰差陽錯,反而適應了時代的要求,讓秦在任用人才、銳意改革等各個方面都能放開手腳,以至於強大到無人能敵。而中原各諸侯國則在溫文爾雅的禮樂文化中,在一個龐大而頹廢的特權貴族階層中,積於孱弱,最終導致了滅亡。歷史有時候就是如此地詭異。
  商鞅兩次變法主要內容如下:
  西元前356年第一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幾點:
  1.頒佈法律,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範天下不一而歸於一"的功能。
  制定連坐法,輕罪用重刑。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互相告發,同罪連坐,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不告發的腰斬。一家藏"奸",什、伍同罪連坐。客舍收留無官府憑證的旅客住宿,主人與"奸人"同罪。
  2.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規定斬敵甲士首級一顆賞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服勞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應的政治、經濟特權越大。宗室、貴戚凡是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不能享受貴族特權。廢除沒有軍功的舊貴族的特權,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分之高低。又根據軍功大小制定了尊卑爵秩的等級,軍功越大,賜田宅也越多,官職也越高。軍功爵的建立,打擊了舊貴族封建領主的勢力,培植了一大批新興的軍功地主和自耕農,廣大農民成為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於是,秦國人出門打仗的也格外賣命。
  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從事工商業和因不事生產而貧困破產的人,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府為奴隸。這就是明顯的重農抑商,這樣一來,農民討厭經商,商人就沒有厚利可圖而會轉而務農。
  當然,這樣的考慮基於民以食為天的哲學,古代制約人口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糧食。商鞅積極發展農業,鼓吹農業至上論,鄙視其他一切職業。儘管他也認為農民、商人和官員都是食客,但是他同時又認為,商人和官吏尤其是那些以技藝為業、遊說好辯為業、學詩書為業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產的遊食之人,這部分人多了,會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食口眾者,敗農者也",造成國家的貧困危弱,"農者寡,而遊食者眾,故其國貧危"。商鞅主張應儘量減少非農業人口的比例,認為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過十比一的主張。他認為:"如果一百人從事耕作,一個人閑著,這個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十個人從事農耕,一個人閑著,這個國家就會強大;有一半人從事農耕,有一半人閑著,這個國家就危險了。戰國時期生產力水準低下,需要百分之九十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需要抑制商業等行業;而現在生產力水準提高,只需要百分之十的勞動力從事糧食生產就可以養活全部的人口,需要發展其他產業。換句話說,戰國時期"麵粉"是第一位的,"制麵包的技術"是第二位的,因此要保證"麵粉"的供應。
  4、強化中央對地方的全面控制,剝奪舊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權。
  西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兩點:
  1."開阡陌封疆"。國家承認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權,在法律上公開允許土地買賣。
  2.普遍推行縣制。在未設縣的地方,把許多鄉、邑,合併成縣,共新建31個縣。設縣令、縣丞,由國君任免。
  南門徙木,賞賜及於奴隸,一舉而取信於民;殺甘龍,責太子,法令如山,一殺而懾滿朝權貴。
    法行數年,國家大治,民風大變,人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秦國的羽翼豐滿了。而商鞅也因觸犯權貴,結怨于太子,而給自己的未來埋下了危機。總而言之一句話:容不下別人的人,別人也容不下他。商鞅他不容滿朝權貴,自認不能容於滿朝權貴。等秦孝公一去世,就被五牛分屍了。這是大時代的後幕。
  事實證明商鞅變法還是成功了: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大變革時期,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為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商鞅變法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確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正確變法指導思想,改革態度堅決,取信於民。
  商鞅死後,韓非繼承了商鞅的學說,並將北方的的學術和荊楚的道學主義合二為一。而李斯又在韓非的學術主張裏加入了儒家思想,於是東西方思想終於融合成一家。這就是戰國末年學術界形成的形勢。
  不久,秦國統一了天下,任命李斯為左丞相。秦始皇三十四年,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
  起因是秦始皇在咸陽宮置酒宴請群臣。當時的學官被稱作博士,有70多人參加了宴會。僕射(博士的長官)周青臣上前說了一番歌功頌德的話,大意是:過去的秦國,方圓不過千里,靠陛下您的神靈明聖,平定了海內,放逐了蠻夷之族,凡日月所照的地方,沒不有臣服的。把諸侯分為三十六個郡縣,人人都很安樂,沒有戰爭的禍害,可以萬世流傳,從古到今,誰也比不上陛下您的威德。
  博士淳于越對這番話很反感,立刻上前反駁說:"我聽說殷周之王長達千年,分封子弟功臣,作為自己的輔佐。現在陛下您據有四海,而子弟卻為普通人,突然有什麼變故的話,沒有左右手,您靠什麼相救?做事不學古人而能夠長久的,我還沒聽說過。現在周青臣又當面阿諛,加重您的過錯,他不是忠臣。"
  在這段話中,淳於越雖然指責了周青臣,但重點並不在此。他實際所提出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原則性的,即要向古人學習;另一個是具體的,即要分封子弟功臣。對此,秦始皇並沒有立刻發表意見,而是"下其議",也就是把淳於越的意見交給大家去討論。
  丞相李斯便在此時提出了他著名的口號:“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並且上書說:五帝三代都是不同時期的事,都是過去的事,不能效仿。即認為社會不是相互沿襲重複的,而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所以治理國家的政策需要因時而異。陛下您開創的大業,建立的萬世功勞,本來就不是愚儒所能理解的。再說,淳於越講的三代的事情,哪里值得效法!當時諸侯並爭,所以用優厚的待遇招募遊學之人,如今天下已經安定,頒佈了統一的法令,當百姓的就應該努力務工務農,讀書人就應該學習法律條文。現在那些讀書人不好好學現在的東西,卻拿古人的東西來抨擊現在,惑亂百姓。過去天下大亂,沒有人能夠把它統一,所以諸侯並起,說起話來都是以古非今,用些裝飾虛妄的話來攪亂事實,人人都把自己的一家之學看作是好的,來批評皇帝所建立的東西。現在您統一了天下,辨清了黑白是非,他們卻還要尊私學,相互用一些不法的東西教給別人。聽到上面下了命令,就各自用自己的學說來議論它,進了朝廷在心裏嘀咕,出了宮門又街談巷議的,誇耀皇上聽他的話來博取名聲,把奇談怪論看作是高明,率領大家說誹謗的話,像這樣下去,那麼,皇上您的威信會下降,而下麵就會結黨,必須要禁止它。
  李斯就是在講完這些話後正式提出了焚書的主張。他說:“凡是不以秦為正宗的歷史書,全燒了。不是擔任博士官的,敢有私藏詩書百家著作的,也都讓官員給燒了。有敢於在一起談論詩書的,殺了以後拋屍街頭。用過去否定現在的人,官吏知道而不舉報,與他同罪。命令下達三十天后,還不把詩書燒掉的,臉部刺字,去修築長城。醫藥、蔔筮、種樹的書不燒。”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焚書就這樣開始了。《資治通鑒》中也有內容基本相同的記載:焚書方案是李斯策劃的,方案擬成後正式上奏秦始皇,秦始皇批准後,正式頒發焚書令,天下就大張旗鼓燒書了。
  侯生與盧生當初是秦始皇身邊的方士,長期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藥,卻始終沒有找到。依照秦朝法律,求不到仙藥就會被處死。於是,侯生、盧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悄悄地遠走他鄉。這使秦始皇十分惱怒,於是下令對所有在咸陽的方士進行審查訊問,欲查出侯生、盧生兩人,給他們定的罪名是“誹謗”皇帝。秦始皇最後把圈定的460餘人,都在鹹陽挖坑活埋。這就是歷史上的焚書坑儒案。
 

書籍代號:0ELG0113

商品條碼EAN:9789861206332

ISBN:9789861206332

印刷:黑白

頁數:368

裝訂: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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