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
早上七點半。他坐在外事局辦公室外的等候室，低著頭，沒有讀書打發時間或者四處張望。偶爾有說著不同語言的人在他身邊絮絮地說話，他大多數時候是聽不懂的，偶爾有說中文的人聲從等候室旁的走廊傳來，他以前會抬起頭看看，現在也不留意了。
同在等候室等待的人很少彼此攀談，說話的人向來寥寥，互相說話的多是本就結伴而來的人，討論共同的煩惱。隻身前來的人各自懷抱自己的心事，儘管同處這個空間裡的人為的是同樣的目的，但是誰都沒有多餘的力氣向身旁的陌生人說及任何一點點關於自己的事。零零落落的說話聲都靜止下來，有些人甚至閉目養神。
在外事局門外排隊的時候天還是黑的。預約的名額早已滿了，所以沒掛到號的人必須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夜裡站在外事局門口瑟縮地等待，等到六點半守衛開門放行。他四點半就排在那兒，運氣好領到了號碼牌，比他晚來不過半個小時的人被守衛以號碼牌已經發完為由趕了回去。
在等候室等了好一會兒，天色終於緩緩亮起來。冬天的清晨灰濛濛的，窗外路樹枯瘦的枝椏像是畫在灰白色粗紙上的鉛筆線條，鉛筆刮破紙張的洞是漂鳥遺留在樹枝上的小巢。更遠一點是夾著運河的堤岸，沌黑的河面上浮著大片半透明的薄冰，是鉛筆線條底下以白色顏料堆出的色塊，龜裂的紋路摩擦出尖細的雜響，有一隻野鴨輕巧地站到浮冰上面，拍了拍牠的翅膀。
叫號螢幕上的紅字閃爍了幾下並且發出提示音，坐在旁邊的人站起來碰到了他的手肘，對他說了聲對不起，他回他沒關係。這是等候室裡第一場不認識的人的對話。他換了個姿勢，手掌捂著自己的嘴，側頭數著樹上零星的鳥巢，竟然還有一隻鳥飛進應該不是牠搭的巢裡。那枚小巢大概讓那隻鳥施展不開，牠又飛走了。他的目光追著那隻鳥，看著牠飛過運河，消失在河對岸的屋舍之間，不知道為什麼他有一種濕答答的心情。
離開潮濕的島嶼已經好幾年了，歐陸的北地其實相當乾燥，雨下起來也不像島嶼霪雨霏霏，但是他憂鬱的時候時常記起島嶼那種冷到骨子裡的潮濕感覺。他又低下頭，彷彿不讓心裡的雨水滴進他的眼裡。把頭垂得極低，低到聞得出泥土吸飽水氣的腥味，低到熬過冬季鑽出泥土的小蟲就這麼爬上他的頭髮，他把頭垂得極低。這個姿勢有沒有結束，很多時候他不敢想有。他的頭垂得極低。他彷彿盯視雙手食指拇指捏住的號碼牌，什麼都沒有看進去。
低頭久了，他覺得頸子有點痠，他抬起頭平直地往前看，語言班的招生廣告貼在等候室的牆上，用多種語言寫了「來學德文」的宣傳語句，他茫茫地看著。直到叫號聲再次響起，螢幕顯示跟他手上號碼牌同樣的數字跟接待他的辦公室門牌號碼。
他拖步踱在被兩側辦公室門口夾擠的走廊，門與門之間的壁面上畫了全世界地圖，地圖上緣貼了一排手工的彩色剪紙，拼出一列德文字：「德國歡迎您」。他走過那列標語，站在他應該進去的小房間門前，敲了門，然後開門進去。
【# 01】
小房間出乎意料地亮，他瞇起了眼。迎面整牆的窗格嵌著冷白的陽光，糝延到小房間裡，不需要額外的照明。小房間的家具擺設都是鐵灰色的，在清冷的光照下，那灰色顯得更為堅硬，一張灰褐色的長桌斜置於小房間中央，隔住了他與等待他的人。與他面談的是一位五十幾歲看起來疲倦的肥胖女人，他沒有記她叫什麼名字。女人請他坐下，他拉開長桌旁的一張椅子入座。他看到女人手下壓著他申請居留的資料以及他的護照。女人翻開他的護照，他瞥見自己的中文名字，徐明彰這三個字竟然有些陌生。
「Herr Hsu. 」
德國人念他姓氏的時候重音總是落得太重，應該是徐先生，但不是變成緒先生就是許先生。一開始他會向人強調正確的發音，久而久之他也無所謂了，聽人怎麼喚就這麼答應下來。女人臉上沒有表情，聲音裡也聽不出情緒，粗沉的音質更顯疏離：
「您之前在慕尼黑，而且是依親。您是一個人到柏林來？」徐明彰點頭說了是，女人以沒有情緒的聲音繼續發問：
「您到柏林要做什麼？」
女人說話的速度不快，態度不友善，口氣裡有著與她體型相當的壓迫感，他看著她，腦袋裡想著該怎麼組織句子。
「我來工作。」徐明彰簡單說了這一句德語，女人的視線切過扁窄的眼鏡鏡片上緣盯著他，過了幾秒她低頭讀取她手邊的檔案，當她翻到他附上的一些文章的影本，不待女人開口徐明彰繼續解釋：
「我是編輯，也寫一些藝文報導。」這句話徐明彰不知道該怎麼用德語說，轉用英語回答，女人瞄了他一眼，他感覺到女人有些不耐。
「所以您要申請自由業者的工作簽證。」女人作下這個判斷，然後右手挪動滑鼠，點出她需要的文件，盯著顯示器沉默地讀取條文。過了一會兒，她說：「您現在沒有從您所描述的工作而來的收入憑證，也缺少工作計畫書和預算表。」她從徐明彰提交的資料裡抽出一張文件：「這份文件是什麼？」
徐明彰看了一下，回道：「這是KSK的申請證明，我剛提交了申請書給KSK……」
「KSK 是什麼？」沒想到女人會問這個問題，徐明彰反應不過來，有點結巴：「KSK就是藝術家社會保險，我是文字工作者所以我想、申請工作簽證會需要KSK……」
女人沒有聽他說完，幾乎粗魯地打斷他：「您已經有保險證明，所以我不需要那樣東西。」接著便把那張文件退還給徐明彰。她的反應令徐明彰一哽，而女人又推給他一張明細，勾選了其中幾個選項：
「您現在提的資料不足，我沒辦法發長期的工作居留許可給您，我先給您三個月的臨時簽證，您記得在這三個月內備齊這些資料再來找我。您拿這張卡去一樓繳費，帶收據回來這裡找我領您的護照。」
女人就這樣讓他出去。出了小房間徐明彰抬眼看向左右不知去從，在牆面找到位置圖標示他才知道該往哪走。他走到一樓找到收費的機器，研究繳費方式，將繳費卡與鈔票依序塞進機器，等機器列印收據。繳完費換三個月的居留。他木然地想。
以前跟公家機關打交道的麻煩事都有妻子替他準備好所有資料，這一次他自個兒準備文件，即便檢查了好幾遍，還是有些因為妻子離開而必須重新申辦的資料沒能趕上這次延簽前通通拿到手，辦事員因此不會輕易發他長期簽證，他並不意外。
他想起妻子。已經很久沒有想到她，而今在官僚機構的收費機器前想起她。以前她總為了他在需要的時候才想起她感到好氣又無奈，現在想起她也還是在類似的場合，她若知道了還會不會生氣。他領出收據。
他回去找那個辦事員，女人在他護照貼上臨時簽證，簽上她的名字，將他的護照與相關證明文件一併還給他。她制式地說了「再見」，讓他離開。
徐明彰又踏上門外的走廊，筆直的長廊只在兩端比較明亮，一端通向他的來處，另一端不知道導往何方；他所處的走廊中段只有地板反照一些光痕，不反光的牆面漆料沒有生氣地發白，牆上等距挖了通口，與辦公的小房間相連，但是每個通口都用門板隔了起來，並不主動開放接往任何地方。所有的門都關著，他站在這個四通不達的曖昧空間。手上的文件在眼裡搖晃，盯著它們他的思緒也投入一個陰暗曖昧的角落。
走廊上沒有座椅或供人停留的設施，徐明彰回到等候室，坐下來翻看自己的資料，綠灰色的再生紙上暈著幾筆女人畫下的螢紅色線條，混濁地蓋在工作計畫書、預算表與收入憑證這些詞上，字母的邊線由於墨水滲開變得模糊；徐明彰再翻到被退回來的藝術家社會保險申請證明，一些細碎恍惚的情景浮上腦海。
其實徐明彰對藝術家社會保險並不了解，只是曾經在妻子公司聚餐的場合遇到了一個在德國定居發展的畫家，聽她談起關於藝術家社會保險的種種。當時徐明彰一點都不能體會那個畫家怎麼能夠針對這種日常瑣事發表長篇大論──他自己一向不喜歡跟官僚系統牽扯，也不以藝術家自居，卻對藝術家有所定見，是而覺得那畫家俗傖，並且對她所說認為事不關己。他想離開那聊天的圈子找個地方靜一靜，卻讓畫家知道了他從事文字工作，她熱心地建議他也可以申請藝術家社會保險，徐明彰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是和妻子以夫妻合報的方式加入醫療家庭險，保費有優惠，沒有那麼大的煩惱，自然很快淡忘了畫家說過的話。然而他與妻子的關係生變，如今必須單獨入保，假如沒有減免，自由業的醫療保險高得令他難以負擔，為暴增的保費發愁的徐明彰想起藝術家社會保險這管道。
申請藝術家社會保險的前提之一是提交既有醫療保險的投保證明，所以徐明彰打電話向他的醫療保險公司申請這份文件，經辦員問他之前是以夫妻合報的方式入保，現在他獨自加入藝術家社會保險、與妻子分開保險保費比較高，他是否確定要這麼申請。徐明彰沉吟了一陣，說他跟妻子分開了所以保險也分開報。經辦員要求精確地問他是分居還是離婚，他最終說了是跟妻子離婚。經辦員聽了說了一聲「很遺憾」，接著卻是用不帶感情的口吻詢問徐明彰他何時離婚的，並提醒他如果有任何狀態的變更都應該立刻通知保險公司，以便保險公司作業。徐明彰任經辦員平板的聲調從耳邊流過，偶爾心不在焉地應聲，自己雜亂無章的思緒被這些單調的字語牽拉出一條不知道是不是開始、看不出有結束的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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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妻子對他說她要離開他的時候徐明彰沒有說話，仍然埋頭讀他手上的小說，迴避與她對視；她一直等待，等待他會不會終於說些什麼，但是他什麼都沒有說，看似和順地接受了這件事，但是她跟他都知道這是他抵抗拒絕的一向姿態。她明白她是等不到她想要的東西了。她將離婚協議書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然後離開，她離開的時候最後望著他的眼神有不掩飾的哀怨。
徐明彰原先想分手就分手，簽不簽離婚協議書又有何所謂；在各式文件因為他的婚姻狀態改變而必須申請變更的時候，他才明瞭她堅持簽下離婚協議書的重點在哪。為了這份文件，他與她還在律師那裡見過一次面。
他和她平行坐在律師的辦公桌前，視線沒有投向彼此，安靜地聽律師說明離婚的相關規定與夫妻雙方的權益。他們並沒有將財產分配什麼的弄得太複雜，已經變成前妻的她也沒有要求什麼。他瞥了她一眼，她的側面顯得蒼白憔悴，沒有快樂；但是簽署完所有文件，她與他在法律上也沒有關係之後，她微微顯露出鬆一口氣的表情，那個表情讓他的胃縮了起來。
他的簽字或許是最終他能給她的東西。而他曾經能夠給她什麼過嗎。
對於他與她之間，周遭朋友都說是一場扮裝表演，靈魂裡她比較像是男人而他是個女人，套著女人與男人的軀殼，扮演陽剛女性與陰柔男性的角色。一開始他們的認識就是出於她的主動：
同是念文學、相差兩屆的學姊學弟，徐明彰一進大學就知道這個鋒頭極健的學姊，除了擔當系學會會長還雙修財金系，雖不是典型的氣質美女但是性情豪邁疏闊另有迷人韻味；喜歡讀小說的他埋首書堆時關於這學姊的傳聞在耳邊從沒停過，但是他並不好議論他人的事，也沒有把這些流言蜚語擺在心上，一向安靜甚至顯得木訥的他一點都不讓人覺得會跟風雲人物的她有所關聯，直到她坐在他在系館習慣讀書課室的窗臺，他從小說的世界抬起頭來，看見她。她並沒有驚擾他，安靜地坐在他身旁的窗臺，離開時夾給他一張紙條。
紙條裡頭寫些悠悠漫漫瑣碎微小的事，徐明彰讀了好幾遍，把紙條收進他正在讀的小說裡。他回了一張紙條給她。
周圍的人到很後來才發現他跟她之間的事，他們戲稱是她娶了他──當然他們一點都不明白。確實，他跟她在一起她沒有變得小女人他也沒有變成大丈夫，旁人還插賭說這種一點都不登對的關係維持不了一個學期，但是他大學畢業當完兵，她完成財金研究所的學業，他們一直在一起。
她總是很出色優秀，在職場也頗受賞識。他以她為榮，徐明彰想他確實是這麼想的。他安然地在一個小出版社裡當執行編輯，工作之餘便是讀書，無視任何變化地站在她身旁。而她就算自己那麼亮眼，相見的時候她還是坐在他身旁陪他讀書，很少說話，塗抹一些無論形制內容都瑣碎微小的紙條。
他曾經問過她好幾次，她這樣陪著他不無聊嗎，她都笑笑地說跟你在一起不無聊，他心裡有一種有什麼要滿溢出來的感覺，但是他並沒有對她說。
這樣貌似淡薄疏離的深交又過了幾年，她的職位再次升遷，並且有外派的機會，因為她在大學修過德文課，所以公司屬意派她前往德國。這樁大變動她卻沒有太正式地向他提起，也沒有進一步詳述，她的外派會對他們之間的關係造成什麼影響她也沒有要跟他談的樣子，她如常地陪他夜讀，那天離開時她在他的書間夾一張小紙條。他抽出那張紙條，上面只寫了一行字：毋寧不驚擾這瑣碎微小，寧願謙卑。
毋寧不驚擾這瑣碎微小。寧願謙卑。他在心裡覆誦。高傲的她卻寫了寧願謙卑，他的心無比震動。這是她對他的求婚。他答應了，也願意跟她一起出國。他們是喜悅的，但是他們的家人並沒有與他們有同樣的情緒。
她的家人一直以來都擺明要他察覺地嫌棄他是個沒有男子氣概沒有前途的男人，而且年紀還比她小，要她跟他分手。她總為家人瞧不起他感到十分氣憤，也深覺家人對女大男小的成見太過迂腐。而其實，他並不反對他們對他的認為，他比她年輕也是事實。他一向消極，也不在乎她的家人對他的看法。他們決定要結婚她的家人也諸多意見，仍然覺得他不是適合的結婚對象，當她轉述這些事情給他聽的時候，他很安靜，等待她的反應。她對於她決定的事情總是義無反顧，不會被改變，面對擺在眼前的分離她完全不打算與他分手，幾經她與她家裡人的爭吵他們終究結婚了。
相對說來，徐明彰的家人對於這一切都抱持著一種疏離不在乎的態度：徐明彰出身單親家庭，父親早已缺席，母親對於這個排行居中的兒子並不寵愛也不期待，已經成家的大哥跟小弟一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所以對於他說他要結婚了，他們的反應都很冷淡，母親頂多對他說「你總算想要走上人生正軌了』，徐明彰無言地看著自己的母親。
面對原生家庭，徐明彰從小到大總認為自己是個局外人，他沒有像他的兄弟符合主流定義下的積極上進，以躋身高科技產業為志，而選了文科晃晃悠悠地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母親對於他這樣的人生態度一直不理解不同意，最後變成彼此都不再提及這個話題；他的兄弟打小就排擠與他們格格不入的徐明彰，徐明彰覺得這個狀況不是沒有來由卻又無從解決，也就沒有設法改善，總之家人對他的不感興趣他不覺得需要氣憤或者爭取注意。他要結婚，說是喜事，他的家人並沒有特別開心，至於他即將遠行、親人分別也沒有額外不捨。對於他跟他家人的漠然，女方家長是一點都不同意，但是拗不過女兒這又能怎麼辦。
他們結婚典禮上很多時候是穿著白色婚紗的她主動拉著他面向鏡頭，面向他們之外的世界；他凝望她似乎毫無所懼的堅定神情，她回看他時但留給他所有柔情，他緊緊回握她的手，她身上的白紗與她的笑溶解成一蓬朦朧的白光，在他心裡靜止。
關於她的印象像被鳥隻踩下樹枝的冰絮落在他的意識表面，碎得沒有聲音，連一聲嘆息都顯得嘈嘈。他跟她之間由她的無懼概括，他一向只說很好。他是這麼想的，只要他對她的對待不變，他們的感情也不會變。他竟然曾經是這麼想的。
然而他們的變化連自己都不察，驚覺時已經走向分離的結局。她離開了他，他不知舉措，在這個等候室、在人生的旮旯躊躇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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