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盛世來自於不漢化？ 擺脫大中華思想的新清史流派

傳統歷史教育中的中國史，都是採用以「漢族」為主體，將中國歷史視為朝代興衰更迭的過程。在這樣的思考框架之下，即便是由外族所建立的王朝，譬如遼、金、元、清等時期，亦強調統治者如何建立漢族模式的國家來統治中國，並逐漸被「漢化」。

「清朝統治者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滿族認同。當政治上有利的時候,他們就採用漢人的習俗；當無助於他們實現政治目標時，他們就拒絕這些習俗。」

—— 羅友枝 ｜ 美國匹茲堡大學中國史日裔女教授

傳統歷史教育中的中國史，都是採用以「漢族」為主體，將中國歷史視為朝代興衰更迭的過程。在這樣的思考框架之下，即便是由外族所建立的王朝，譬如遼、金、元、清等時期，亦強調統治者如何建立漢族模式的國家來統治中國，並逐漸被「漢化」。

清朝統治的種種漢化因素，以及滿洲人對長城以南的前明王朝領土的管理問題的高度關注，使得許多研究者忽略了清朝統治者的非漢族背景，把漢化當做清代的歷史主流加以強調。本書各章的內容表明，清朝統治者從來沒有淡化把自己與明朝降民區別開來的意識，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滿族認同。當政治上有利的時候，他們就採用漢人的習俗；當無助於他們實現政治目標時，他們就拒絕這些習俗。清朝統治者以同樣的熱情研究金代的歷史，吸收了金朝的許多政策。柯嬌燕分析了這些先例對清朝統治的重要性：「在金代，利用科舉制度從百姓中選拔人才並限制貴族擔任高級官位，是與金朝政府雄心勃勃的計劃相輔相成的，這些計劃是：限制貴族的特權和影響，加強中央集權，讓王朝的支持者在維護官僚制度中發揮廣泛的作用。這些做法都是大清帝國官僚政治的先例。」

近年來關於10—14世紀統治中國北方和西北地區的征服者政權的研究，對非漢族政權帶給統治者的顯而易見的政治風格做出了新的解釋。契丹、唐古特、女真和蒙古統治者都曾把漢族的官僚體制納入他們自己的統治中，但與此同時，他們改革漢族的政治模式，以適應自己的環境。他們特別重視如何控制散布在內亞和東亞的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所有的征服者政權都依各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對不同的民族採取不同的法律，從不同的民族中選拔官吏。此外，雖然漢人被選拔到政府中做官，但這四個政權都拒絕漢化。每個政權都創造了本民族的文字，都奉行兩種或多種語言的政策。每個政權都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不僅在儒家學說中，而且在佛學領域為自己尋找統治的合法性。

清王朝既不是對漢族王朝的複製，也不是對以前的非漢族政權的簡單重復。對大清的描述必須注意到其統治者的非漢族背景，而且還要更進一步分析其統治的創新方面。本書不認為漢化是清朝統治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本書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清朝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其針對帝國之內亞邊疆地區主要的少數民族采取富有彈性的不同文化政策的能力。一般來說，本土王朝如果要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則必須拋棄儒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清王朝只需將以前異族統治者的模式加以擴大即可。這些發現間接地提示我們，需要重新考察早期內亞政權對中國歷史做出的貢獻。

清朝之所以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原因正在於：它並不是漢族的王朝。透過對於清代宮廷與皇室社會細緻的研究，本書發現清朝皇帝一直很重視本民族的文化認同，而它與漢族臣民的文化認同是分離的。這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滿族官員被要求用滿語交流，與宗室、旗務和內亞軍務有關的文件只能以滿文書寫。滿文的史料並不只是漢文的抄錄，而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清朝統治者沒有對所有臣民頒行同樣的法規。相反地，他們仿效遼、金的做法，對不同的民族頒行不同的法規，包括漢人、蒙古人、藏族人、維吾爾人等等。

◆漢族建立的朝代嚴厲禁止皇族參與國事，清代則採完全相反的策略。清朝成功地把漢族的官僚政治結合了非漢族的兄弟部落同盟，解決了皇族成員對皇位的挑戰，同時贏得他們對軍事、政治和禮儀的支持又削弱了他們的自主權。

◆清朝皇帝不喜歡公開討論儒家禮儀與國家長治久安所需要的各種禮儀之間的關係，認為「德」本身就足以創造出合乎規範的社會秩序，沒有必要把民間神祉納入國家宗教體系之中。

◆清朝建立的是人格化的帝國，帝國的權力頂峰是一個能夠用帝國境內重要民族語言與他們直接溝通的統治者。乾隆不只學習各種語言，也透過藝術圖畫將自己描繪成集藏傳佛教的文殊菩薩、蒙古成吉思汗和唐太宗為一身的統治者。

總之，把清朝視為中國邁向近代國家的一個階段的觀點，是民族主義的奇妙思想，不符合清朝統治者的真實樣貌。清朝的統治模式不是民族國家，統治目標也不是建構民族認同，而是允許多元文化在一個鬆散的帝國之內共存。清朝的統治之所以成功，關鍵是針對帝國之內亞邊疆地區主要的少數民族採取富有彈性的不同文化政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