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化志（上卷，全新審定版）：聳立在臺灣研究史上不朽的金字塔，伊能嘉矩畢生心血的集大成之作(電子書)

在臺灣研究領域的各個角落，無處不見伊能嘉矩留下的巨大身影。

《臺灣文化志》是其一生的事業，更是聳立在臺灣研究史上不朽的「金字塔」。

伊能嘉矩是臺灣研究領域的先行者，是日治時期在臺日本研究者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第一人」。他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來到臺灣，開始了在臺灣的調查研究，並成為當時的「臺灣通」，其影響力至今不墜，被譽為偉大的臺灣學開拓者。

《臺灣文化志》是伊能嘉矩的代表作，更是其三十多年研究及寫作生涯的集大成之作，論述時序涵蓋荷蘭時期、鄭氏王朝、清領時期與日治初期，為一全方面之文化百科全書。其歷史寫作受到人類學知識背景與方法的影響，而且有意識地將臺灣放在世界史的格局下來考察，在本書完成了多重空間尺度、多元族群競爭互動、自然與人文地理、乃至集團與個人、制度、習俗與風氣等具有整體性的臺灣歷史民族誌的知識建構。

《臺灣文化志》日文原書出版於一九二八年，雖然《臺灣文化志》在戰後臺灣受到學者高度重視，曾被視為與連橫的《臺灣通史》齊名之作，但相較於《臺灣通史》，伊能嘉矩透過實地踏查，保存精準時代記錄的《臺灣文化志》在很長一段時間僅於學術圈內流通。一九九○年代之後《臺灣文化志》完成全書中譯，讓一般讀者也能從伊能嘉矩龐大的調查與研究成果獲取臺灣文史知識。

全新審訂版仍分三卷出版，上卷置重點於荷蘭及鄭氏王朝時期的臺灣歷史，以及清朝對於臺灣的政治與軍事治理；中卷則以清朝治下臺灣的教育、社會政策、民俗信仰、經濟治理與交通為論述之中心；下卷之重點則為清朝治下臺灣的對外關係、拓墾與理蕃政策，以及臺灣割讓與日本領臺。

全新審訂版不僅重新校訂全書內容，加入兩篇專文導讀，修訂先前譯本若干具有時代限制之文字，更旨在還原伊能嘉矩的用語與史觀，以求忠實呈現《臺灣文化志》的完整面貌。將未經曲解的伊能嘉矩提交在讀者面前，是在後殖民的臺灣重新認識、重新理解伊能嘉矩的必要條件，也是重新面對、重新建構這座島嶼的身世與歷史的必經道路。

「我們要前進！」前進在臺灣研究領域的這片山林裡。這裡有日照、有樹影，有溪流、也有原野。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橫亙在此地，提醒著後來的研究者與踏查者，要不斷迎向它、進入它，超越它。

【本書特色】

一、二○一七年伊能嘉矩一百五十歲冥誕，二○一八年《臺灣文化志》出版九十週年特別紀念版。

二、上卷收入國史館館長吳密察、本書審訂者陳偉智長篇專文導讀。

三、全新裝幀、全新設計，以海洋、原野與山脈三項臺灣自然景色的元素，象徵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三冊的「金字塔」巨構。

￭　名家推薦──

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成果在過去基本上只是學術研究工作者的參考材料，因此伊能的著作大概只是復刻再版後在學術界的小範圍內流通。但是，進入一九九○年代以後，伊能嘉矩的著作就以中譯的形式在臺灣出版了。這說明了廣大的臺灣社會，也想要從伊能嘉矩龐大的調查成果獲取臺灣文史知識。

──吳密察 國史館館長

《臺灣文化志》這部臺灣研究的經典著作，其重要性除了提供整體性的臺灣歷史文化發展的解釋外，更在於影響了近百年來臺灣研究的知識生產框架。……今日閱讀伊能嘉矩的意義在於從批判性地閱讀中超越其觀點，並藉此瞭解構成我們今日歷史文化意識的軌跡，進而建構屬於這個時代的、屬於我們自己的，對於臺灣的歷史文化知識。

──陳偉智 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本書審訂者

￭　伊能嘉矩及《臺灣文化志》所獲讚譽如下──

《臺灣文化志》在某個意義上是一部文化的百科全書，亦是Almanac（年鑑），更是Archives（檔案）。換言之：稱其為現代化的《臺灣文獻通考》，想亦無不當。

──福田德三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經濟學及經濟史學者

在臺灣的人文科學研究史上，不能不提伊能氏之名字。

──金關丈夫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體質人類學者

臺灣史及高砂族研究的偉大先驅者。

──馬淵東一 日本都立大學教授、臺灣原住民研究學者

（伊能嘉矩）縱貫三十年之臺灣研究總成果，以及畢生之學術業績總成果。實際上是呈現於三卷的《臺灣文化志》。

──楊雲萍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臺灣史學者

伊能嘉矩實是偉大的「臺灣學」開拓者。

──曹永和 臺灣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凡是要瞭解臺灣、要研究臺灣的近代史、臺灣文化，以及臺灣各族群的人，莫不預先翻閱伊能嘉矩學術上的成果。他為臺灣研究所展現的先驅精神與風範，仍然留存於臺灣，雖然歷經一百年，仍然存活於臺灣及日本的臺灣文化研究者心內。

──楊南郡 作家、翻譯家，譯有伊能嘉矩著作多種

伊能嘉矩

出生於日本本州東北，今日的岩手縣遠野市。早年就讀岩手縣師範學校，因被認為鼓動學潮而遭退學，而後師事東京帝國大學坪井正五郎教授，加入東京人類學會。

一八九五年底，隨日本政府來到殖民地臺灣，在臺期間，歷任總督府雇員、山地事務調查員、囑託等職，並展開其研究。早期以臺灣北部平埔族原住民為研究對象，一八九七年五月起開始一百九十二天的全島大調查，其後又多次進行局部的調查旅行，在此期間跋山涉水，歷經種種艱難危險，獲得豐富詳實的田野資料，使其成為當時在臺日本人的「蕃通」與「臺灣通」，建立起在臺灣研究領域的知識權威。

一九○六年，辭去在臺職務返回故鄉之後，仍持續致力於臺灣及故鄉遠野的鄉土研究，埋首寫作《臺灣文化志》。一九二五年，由於早年在臺踏查感染的瘧疾復發，於五十九歲去世。《臺灣文化志》於一九二八年，在其故舊及門生奔走下出版問世。依據其學生板澤武雄記述，伊能生前出門旅行時曾云，若家中遭遇著祝融之災，其他財物皆可不管，唯一擔心的只有《臺灣文化志》的五十四冊原稿，可見其對於此部著作的重視。

伊能著作眾多，與臺灣相關著作計有《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臺灣蕃人事情》、《臺灣年表》、《臺灣蕃政志》、《領臺十年史》、《領臺始末》、《臺灣文化志》等十餘種，其中尤以《臺灣文化志》為代表作，是研究清帝國統治之下臺灣史的頂峰之作。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譯

審訂者簡介

陳偉智

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現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曾任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委員、紐約大學、宜蘭大學、東吳大學、佛光大學兼任講師。專攻臺灣近代史、歷史與社會理論、歷史人類學以及人類學史。著有《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及共編著《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異鄉又見故園花──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研究》。

【導讀（一）　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及其當代意義（摘錄）】

文╱吳密察（國史館館長）

伊能嘉矩來到臺灣之後，隨即於臺北附近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並將他的調查結果，幾乎是以每個月一回的頻率以「臺灣通信」的題目發表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這個「臺灣通信」專欄，目前可以確認的有二十八回，連載時間從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到一八九九年一月，長達三年又兩個月。「臺灣通信」的內容絕大部分是伊能嘉矩在臺北近郊及臺灣東北角基隆、宜蘭一帶的田野調查所得。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匯報了田代安定這類人類學同好的調查所得。

此時伊能嘉矩的田野調查特別集中於非漢人的「熟番」。「熟番」是清帝國管治之下的臺灣原住民，相對於「熟番」，清帝國將非管治區內的臺灣原住民稱為「生番」。因此，「熟番」、「生番」未必是民族的區分，而是清帝國的「身分」區分。一般來說，「熟番」居住於平原地區，也成為漢民族移入後首先邂逅的原住民，因此受到漢民族的壓迫、固有文化的流失也相對嚴重，到了十九世紀末已經大幅度地流失了他們的土地，也流失了包括語言、習俗等傳統文化。十九世紀八○年代來到臺灣的西洋傳教士，便經常感嘆這些Formosan（傳教士的紀錄裡這樣稱呼這些人；相對地，以Chinese稱呼漢人）的悲慘境遇。也就是說，伊能嘉矩在這些臺灣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之黃昏年代，來到了臺灣並為他們做出了珍貴的調查紀錄。

伊能嘉矩雖然有志於人類學調查，但他在臺的正式身分是總督府雇員，因此不可能長時間地赴田野做實地調查。目前可以確認的，伊能嘉矩有五次時間比較集中而長期的田野調查，大多是帶著總督府的任務而進行的。這五次田調查分別是：

（1）一八九六年七月至一八九七年四月間，斷續地在臺灣北部進行平埔調查。

（2）一八九六年十月起在宜蘭進行調查，總共二十四日。

（3）一八九七年五月至十一月，進行臺灣全島的原住民調查，總共一百九十二日。

（4）一九○○年七月至九月，在臺灣南部做原住民調查。

（5）一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年一月，在澎湖島進行調查。

（1）、（2）的調查成果，伊能嘉矩將它們刊載於《東京人類學雜誌》，也就是前述的「臺灣通信」的大部分。（3）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巡臺日乘》的日記。（4）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南遊日乘》的調查日記。（5）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澎湖踏查》的調查日記。

伊能嘉矩於一八九七年五月至十一月應總督府學務部的指派，與粟野傳之丞進行了「蕃人教育設施準備ニ關スル調查」，日程總計一百九十二日，幾乎環繞臺灣島一周。此次調查伊能嘉矩留下來了調查日記《巡臺日乘》，並在調查之後於一八九九年一月提出復命書。這個向總督府提出的復命書原本，目前並未能得見，但在大約一年之後的一九○○年三月，伊能嘉矩在此次調查復命書的基礎上參照傳統的漢文史料加以補充，出版了臺灣人類學史上的經典著作《臺灣蕃人事情》。

一八九七年這次長達半年的臺灣全島巡迴踏查，應該是伊能嘉矩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也奠定了他總體的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一八九八年起，他陸續發表了幾篇可以算是他對於臺灣原住民知識的概括性重要文章，並且因為臺灣總督府行政改革的原因，他暫時解除了總督府的職位而於該年十二月回到了日本內地。回到日本內地的伊能嘉矩，接受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人類學教室委託擔任將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臺灣の番人」展示的企劃人。同時他也利用此機會，在坪井教授主持的東京私立史學館進修人類學。在東京的期間，伊能嘉矩以他在此之前的臺灣田野調查配合他的人類學知識，構思了他龐大的研究體系。除此之外，他也在東京出版了《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將一八九七年全島調查的復命書，參照傳統的漢文史料加以補充，而於一九○○年出版了上述的名著《臺灣蕃人事情》。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伊能嘉矩在回去日本一年之後，再度來到臺灣。這次伊能嘉矩是以總督府文書課兼殖產課雇員的身分，再度任職於總督府。此時總督府派給伊能嘉矩的幾項與調查有關的任務是調查基隆外海的無人小島彭佳嶼、赴臺南蒐集編纂地理、歷史教科書的資料、出差赴澎湖島。這些調查的目的，顯然與伊能嘉矩夙來的臺灣原住民人類學調查不同，其調查對象也轉向漢人社會和歷史。原本有志於成為人類學者的伊能嘉矩，就因為總督府給予的任務轉而向成為歷史學者的方向傾斜了。

伊能嘉矩此時已經是公認的臺灣原住民與臺灣歷史的專家，因此一九○三年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的臺灣館展示，就由他企劃。他在這個展覽中將臺灣原住民做了一個可視性的種族展示。

一九○四年伊能嘉矩出版了清帝國理番史的巨著《臺灣蕃政志》。這部著作可以說是伊能嘉矩在當時的平埔族人類學調查之基礎上，回溯梳理清帝國二百年來的熟蕃統治史，是關於臺灣理蕃史的開山之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一九○四年，伊能嘉矩改任總督府警察本署囑託。當時是總督府已經掌握了臺灣平原地區的治安，逐漸往山地，也就是「生蕃」的生息地域進出的時代。警察本署則是山地、蕃人統治的專責機關。伊能嘉矩此時的工作是被委託編纂《理番沿革誌》，其成果即為後來於一九一一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理蕃誌稿　第一編》。此書將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年的十五年間，總督府的理蕃施政做了編年體的記述。即使到了今日，此書都還是此一領域的入門必讀書。

其後，伊能嘉矩斷斷續續地擔任總督府文書課、蕃務課，或者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囑託，但其在臺灣之時間也相對地減少了。甚至一九○七年十月接受總督府警察本署之囑託職務時，已經註明「在鄉勤務」，也就是並不需居住臺灣工作，顯示伊能嘉矩已經將其生活場所，移轉回日本內地了。一九○八年二月，伊能回到了故鄉遠野。以後只有幾次短期渡臺的機會。

回到鄉里遠野的伊能嘉矩，於一九○八年五月獲得坪井教授的推薦，參與吉田東伍博士主持的《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篇的撰寫工作。伊能嘉矩透過這個機會，將他歷年來所蒐集的龐大史料根據地名加以分別彙編，於一九○九年二月完成了一部以地名為索引的臺灣各地的地方史。一九○九年二月，伊能嘉矩致書曾經擔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學習院院長，表示自己正在編寫《臺灣全志》。一九二二年，臺灣總督府設立史料編纂委員會，企圖以三年為期調查臺灣史料、編纂臺灣史，伊能嘉矩也被敦聘為委員。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伊能嘉矩結束了他的一生，留下了一部多達五十四冊的《臺灣全史》遺稿。這份遺稿應該就是他應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委託所執筆的成果之一。後來這份遺稿在其故舊、門生奔走之下，於一九二八年出版為《臺灣文化志》。日本學者福田德三在此書出版之際所寫的序文，推賞這部《臺灣文化志》在某意義上，就是一部關於清代臺灣史的文化性百科全書（cyclopedia）、年鑑（almanac），也是檔案（archive）。

【導讀（二）《臺灣文化志》的形成史與接受史（摘錄）】

文╱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本書審訂者）

《臺灣文化志》的臺灣歷史敘述主軸，大致上延續著伊能從來臺之初在「臺灣雜俎」讀史筆記開始，經歷《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到一九○二年出版的《臺灣志》中逐漸形成的臺灣歷史發展知識。其主要的內容構成，在先前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的專著與期刊論文上的臺灣民族誌、歷史書寫、人物傳、民俗等研究成果，依據個別章節主題加以反覆加筆修改。整體來看，在《臺灣文化志》中如同柳田國男與楊雲萍等人都注意到伊能的人類學知識背景與方法影響了其歷史寫作的問題意識。而這樣的問題意識，也使伊能嘉矩從「臺灣人類學」到「臺灣全志」到《臺灣文化志》，以三十年的時間，完成整合了多重空間尺度、多元族群競爭互動、自然與人文地理、集團與個人、制度、習俗與風氣等具有整體性的臺灣歷史民族誌的知識建構。

伊能的《臺灣文化志》當然也有其時代的限制乃致史料誤讀等問題。例如伊能特別強調歷史上臺灣由其他國家帶來的「有秩序的政治」，而即便臺灣在清朝政府統治下的兩百年間，也是處於非近代政治體制下的狀態。這些觀點都直接導向日本統治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除了是因為日本國家擴張所獲得新領土之外，更是內在於臺灣歷史的發展脈絡。換言之，缺乏近代政治主體（即近代國家）的臺灣，使日本的殖民統治具有了正當性。同時在個別的章節中，也有不少是因為史料解讀問題而產生的，在後來引發不少辯論的解釋，例如文獻紀錄中的「琉球」是否即為臺灣，或者對於清初渡臺禁令與臺灣閩粵族群地理分布的說法，甚至是將文獻中十八世紀末宜蘭開發的拓墾社會組織的「蘭人結首制」的「蘭人」，誤解為「荷蘭」時代的社會制度的時代錯置等問題。在後來的臺灣史研究中，也一一被批評修正。

一九四八年，歷史學者楊雲萍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副刊專欄中，發表了一篇〈臺灣的研究〉。楊雲萍在文章中指出：「『臺灣的研究』，曾有過許多的燦爛的歷史，黃叔璥、連雅堂、伊能嘉矩、Wm. Campbell、Ludwig Riess、J. W. Davidson，及其他諸氏的業績，確值得後學的我們的欽仰和感謝。」最後並說：「我們要前進！」同時，楊雲萍在同一報紙上也發表了〈《臺灣文化志》的著者〉，介紹伊能嘉矩的生平與業績，以及在「臺灣風土」發行第五十期時，將戰前發表的〈臺灣研究必讀十書〉再度發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也陸續發表由人類學家陳奇祿與歷史學家劉枝萬翻譯的伊能嘉矩論文。楊雲萍提到的「我們要前進」，在戰後初期，就以翻譯伊能嘉矩的方式登場。

戰後臺灣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更在一九五○年代成為中華民國的全部，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展開了「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文化與意識型態改造的工程。「臺灣研究」成為臺灣一地的地方史的研究。而這樣的地方史研究，其機構上的制度形式，則是戰後成立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及各縣市政府的文獻委員會。各地方文獻委員會基於修地方志的或是鄉土史的需要，將日治時期的臺灣研究成果翻譯成中文，作為修地方志的參考。在這樣的戰後臺灣的歷史知識生產狀況中，由各級文獻委員會，翻譯了部分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成果。其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一九五○年代，出版了「臺灣叢書」，其中《臺灣番政志》則是以翻譯伊能嘉矩的《臺灣蕃政志》為主，並取材伊能的《臺灣文化志》、《理蕃誌稿》等文獻。到了一九七○年代，更進一步翻譯《臺灣文化志》一部分內容，登載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刊物《臺灣文獻》上。而後於一九八五年開始到一九九一年，將全本《臺灣文化志》三冊翻譯出版，同書於一九九七年再版，於二○一一年出版修訂版，並於二○一七年出版全新審訂版。

戰後伊能嘉矩在臺灣以「翻譯」的型態存在，也受到了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社會上一方面有要求臺灣史知識的需求，另一方面有民族主義的歷史知識過濾器，使得伊能的臺灣研究在戰後臺灣透過翻譯的繼受，產生了一些影響。例如在一九八五年臺灣省文獻會出版《臺灣文化志》中譯本時，就曾在〈序言〉中提醒讀者：「近年來，國人對於臺灣歷史之研究與考證，興趣愈來愈濃，有關著述、期刊、等等發行愈來愈多，各大專院校開課討論者，亦所在多有，要求本會提供資料者紛至沓來，無時無之，確是可喜的現象。……本書之原著者為日人，由於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多，願國人於引用時，酌加考慮！」更在〈譯例〉中提到：「一、日人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向為臺灣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著者以日人談臺事，間或立場偏頗及史實訛誤，亦不在少數，譯本萬非不得已，蓋照原文譯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或許是為了使中譯本能順利出版才蛇足地多了這些說明，不過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戰後作為官方意識型態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成果在重新出版時的政治干擾與影響。二○一一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修訂版《臺灣文化志》時，原序文仍保留，但已經將「譯例」撤除。

由於對臺灣歷史知識的社會需求一直存在，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伊能嘉矩就如同臺灣省文獻會所言的，以雖然「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多」的方式被閱讀，伊能嘉矩在戰後除了以被翻譯的方式繼續留在臺灣，其主要作品也陸續被複印出版。例如一九六五年，臺北古亭書屋翻印了伊能的《臺灣文化志》，一九七三年翻印了《臺灣蕃政志》與《臺灣志》。一九八五年成文出版社，也複印了伊能的《臺灣志》、《臺灣年表》以及《領臺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南天書局翻印出版了《臺灣舊地名辭典》（原為《大日本地名辭典 臺灣篇》），一九九四年翻印出版了《臺灣文化誌》（原《臺灣文化志》），以及一九九五年的《理蕃誌稿》等。

有不少學者曾批評，戰後臺灣的臺灣歷史研究過度使用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的成果與素材。伊能嘉矩的作品也曾存在著一種被「過度引用」的現象。伊能以其著作的豐富與涵蓋的全面性，成為研究者們所必須參考的成果，但其中有不少不假思索即直接引用伊能陳說的狀況。這樣的現象，反過來也說明了戰後臺灣在很長的時間內，曾經有過的臺灣歷史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方式。

透過翻譯與翻印的形式，伊能嘉矩繼續在戰後臺灣發揮影響力，存續於學院與地方文史社群中。一九八○年代臺灣解嚴，逐漸邁向民主化，社會上臺灣歷史知識的需求，使得臺灣史獲得了市民權，同時臺灣研究也成為新興中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象徵資源。一九九○年代伊能嘉矩重新回到臺灣，其田野日記等新的材料出版，獲得廣大的讀者群。伊能嘉矩的收藏資料與手稿，在此時已由大學研究機構整理與數位化，重建其完整性，研究者也開始透過伊能嘉矩討論新的歷史議題。此次《臺灣文化志》的全新審訂版，原則上恢復伊能原來的用語與觀點，也保留了伊能的史觀，乃至其史料誤讀的部分。民主化之後的臺灣，已經累積了不少的臺灣研究成果，各種史觀的論辯也有充分表達自由，專業的歷史學家與業餘的文史愛好者，應該已具備了批判性閱讀伊能嘉矩及其《臺灣文化志》的識讀能力。《臺灣文化志》作為臺灣研究的經典作品，其存在的意義除了是史學史意義上的重要先行成果，更在於後來的讀者們對其不斷地批判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