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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作者:劉仲敬

出版品牌: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05-03

產品編號:9789578654112

定價 $460/折扣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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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 譯者簡介
  • 書摘
  • 詳細資料

 

脫掉「中國古代史」的外衣,

呈現「華夏世界」本體的真面目

跳出朝代體系,也跳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價值體系

所看到的「中國史」是?

 

打破「國史大綱」的儒家史觀打破「馬克思進化論史觀」

剖析「華夏世界」真實的演化史!

 

一般我們提到「經」與「史」時,首先想到的大多是浩瀚難辨的斷簡殘編。而劉仲敬筆下的「經」,是華夏世界運行的憲法原則、核心價值體系;「史」則是圍繞著「經」在時間上的展開。

 

劉仲敬本書,首次揭示出「華夏世界」的「經」與「史」是:

——從周政,變成秦政

——從封建多國體系,變成大一統吏治國家

——從有機的共同體,變成編戶齊民的散沙社會

——從彼此制衡的貴族社會,變成由僭主、冒險家和遊士組成的汲取社會的宮廷權貴集團

——從「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論,淪落成「宮廷權貴和朋黨共治」的現實。

 

《經與史》的結構

完全跳出傳統「中國史」解釋模式下的「朝代更替」,在作者看來,華夏世界裡固然存在周秦漢元明清這樣的古代王朝國家,但用「正統性理論」把這些珠子串起來的中國朝代史,不過是近代的國族主義虛構。

 

本書上部認為,華夏世界遵循自己的季候循環。從「歷史的黎明」(第二章章名)開始,經由盛夏之路(第三章)演變為秋收和「嚴冬來臨」(第五章章名),從而實現了歷史的終結。之後則進入史後之人的時代。華夏版的歷史終結論,對應的時間大約是從商周到秦漢,這段時間是華夏世界的形成期,也是其憲政體系從周政發展為秦政,從封建多國體系演化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時期。路徑一旦鎖定,歷史的發展已經沒有其他可能性,只能等待蠻族的秩序輸入。

 

所以本書的下部,就是華夏世界淪入「蠻族闌入和統治」的歷史。從蠻族的闌入(五胡十六國)、到蠻族披上華夏外衣、優孟衣冠的魏晉隋唐(第七章),再到蠻族素面登場、殖民華夏的元清(第八章),最後在西方近代秩序的輸入之下,華夏世界的天下主義終結,東亞淪為為地方(第九章)。從此,「中國」作為近代國族國家出現在東亞。

 

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

對於習慣錢穆《國史大綱》或是中國馬克思史觀下的中國古代史的讀者,本書的結構和觀點都是振聾發聵。本著這樣的切入視角,原本「中國史」的關注焦點,在本書中則幾乎看不到,原本「中國史」讚美的價值,本書則可能得出相反的評價。從這個角度看,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這樣的觀點在書中隨處可見,下面僅僅舉例

 

——比如對中國史推崇的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本書認為鮮卑部落貴族「淪落」為宮廷權貴,而非「文明化」為儒家官員。

——比如從史料看,漢武帝其實比秦始皇更加殘暴,然而一般印象則是秦始皇才殘暴。為什呢?這是因為,秦始皇的時代還大致是封建貴族存有一定勢力的時代,對專制的容忍度非常低,而漢武帝的大一統散沙社會對暴政的容忍度非常高,相較之下,漢武帝就比秦始皇仁慈。這對比今天的台灣民主體制和中國專制制度下,民眾對政府的一般反應就可看出。

——比如唐太宗和魏徵的關係,一般中國史視為明君和賢相的政治典範,本書則認為,這只是折射了唐代政治結構而已,魏徵代表了關東客卿,李世民代表了隴西根本。關東和關西的大結構就像清朝的滿漢結構,涉及到地域和族群,皇帝要彌合帝國的東西結構,就必須對魏徵客氣而禮貌。我們生活在外省本省政治結構下的台灣,對於政治人物要照顧到不同族群利益才能拿到更多選票,一定是非常理解的。道理是相同的。

 

總之,我們一旦跳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價值體系,翻轉來看中國史,就會發現,五胡亂華並非境外蠻族的入侵,而是中原大戰不斷引進外圍蠻族武士來支援的自然後果。就會發現,儒家的教義和政治理想其實是周政(封建主義和多國體系)的產物,但卻發展為以為用單純的道德約束就能保證帝國的和平、並避免暴政。就會發現,大一統其實是散沙順民社會的編戶齊民,而盛世(唐、清那樣的世界帝國)是戰鬥力的喪失,是秩序消耗掉的餘燼,是古典華夏文明終結於吏治國家,而以後的每一次重啟都依靠蠻族的闌入。

 

***

基本上,華夏文明的演變,乃是一種每下愈況的變化;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歷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會的中堅團體——國人、宗族等等,隨著一次次的社會清洗而逐漸消滅;進入近代之後,華夏社會已經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鬆散群體,無力抵抗外來秩序的控制與統合。

 

劉仲敬將這種淪亡的過程,用他獨特的筆鋒加以表達,呈現出一副完整的圖像,然而,這並不是一部悲觀的書,而是一道曙光,有力地透過史家之筆,呈現出作者想要表達的「經」(法則),可謂現代經史結合的代表傑作。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作者目前旅居美國。著有《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試閱

宋人將金人入侵描繪成野蠻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為金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蠻族。文宣攻擊的關鍵就是歪曲,否則就達不到傷害的效果。宋代的記錄者都經歷過黨爭的薰陶,習慣于將金人當做需要譭謗的敵對黨派,總覺得自己遭到了本來可以避免的侮辱和傷害,因此非要發洩和報復不可。他們對元人的破壞沒有同樣的反應,簡單地將後者視為異類,仿佛猛獸捕食一樣殘酷而並不反常,沒有表現出曖昧的恥感。晉人記錄五胡的屠殺,態度也是這樣單純。明人對待清室,態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

 

羞恥感和名譽傷害都是同儕之間才會發生的現象,說明宋人其實認為金人屬於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國之初,就已經具備許多吏治國家成熟期的特徵。他們的親王和將帥大多有漢名,輩分、排行和寓意經得住士大夫的審查。他們擄掠書畫,表現出良好的鑒賞力。他們進攻汴京的軍隊不是自行遷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像戰國諸侯和早期帝國,有全權負責的元帥;卻運用了晚期帝國習慣的權術,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級相近的統帥,讓最高指揮權隨著反覆無常的君恩而搖擺。汴京之圍體現的紀律、節制和審慎令人歎為觀止,是五胡、遼人、元人、流寇望塵莫及的。他們登上城牆,佔據制高點,卻拒絕進城,通過談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軍事機構。他們允許和協助外省運糧入城,免費發給京師居民。他們允許軍人和京師民眾交流和貿易,居然沒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亂。他們利用宋軍指揮系統鎮壓了企圖背盟的軍官,自己卻沒有露面。他們利用宮廷和百官搜集戰爭賠款,交出二帝。

 

這些行徑都說明金人非常熟悉南朝文化和晚期帝國的政治生態。劉淵和爾朱榮相形之下,簡直如同一味蠻幹的外人。鑒於劉淵和爾朱榮的幾代祖先都為洛陽朝廷服務,金人卻是在一代人之內從部落崛起的,這樣的差異就更加驚人。如果金人僅僅依靠部落武士的戰鬥力,宋人大概不會覺得如此屈辱。問題在於,金人爐火純青地運用了羈縻之術。依據傳統,這些技術原本應該由中原王朝用在蠻夷身上。他們輕易地招降了南朝的士大夫和將領,建立了張邦昌和劉豫的藩國。他們通過一張一弛的談判,將揚州和臨安的朝廷變成了張邦昌和劉豫的繼承人。他們甚至能跟宗澤和嶽飛競爭,招安和收編各地流寇,用這些輔助部隊平定其他流寇。金代文物遠勝遼元,大定明昌自居正統。金人預示了一種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夷狄和華夏其實很容易交換位置。南宋面對金人,無法保持東晉面對五胡的自信心和優越感。在永嘉和靖康之間,吏治國家的技術已經發展到更加精密的層次。蠻族的文明和腐化、南朝的軟弱和聚斂都加快了速度。

 

金人只用了一半的時間,就走完了北朝到隋唐的歷史路徑。以前鮮卑人走完這段路程的時間,也只有春秋到秦漢的一半。第一階段,部落武士演變為天然貴族。第二階段,貴族武士構成領地社會的凝結核。對於鮮卑人,這是宗主、都護、豪傑、府兵的時代。部落武士進駐劫後農村的待墾荒地,無需朝廷支付軍費,同時提供了保護殘民和招徠流民的秩序中心。對於女真人,這是猛安、謀克和兩河圈地的時代。部落武士圈佔根本沒有荒地的郡縣,將失去土地的小農變成了流寇,同時未能節省安置費,因為金鈔已經取代了谷帛,軍人以驚人的速度變賣封地。無論如何,第二階段都是唐人和金人的巔峰時期。第三階段,吏治國家的精神侵入軍事領域。軍人由貴族變成良民,再由良民變成遊民雇傭兵。對於鮮卑人,這是李克用和朱全忠的時代。對於女真人,這是李全和崔立的時代。紙幣的發行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大大加快了種人-部落武士破產的速度。金哀宗絕望地發現:金人繼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繼承了宋人的命運。燕京、汴京和宋州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和預演了汴京、臨安和崖山的劇情。

 

元人輸入秩序,同樣遵循部落-封建-郡縣的嬗變順序。他們的時間表接近金人,但過程更混亂、結果更混雜。金人對吏治國家的敏感性和操縱能力,只有後來的清室才能相比。元人則產生了部落、封建、郡縣相互嵌套的馬塞克式憲制,幾乎與憲法危機相始終。成吉思汗的法典是各部落習慣法的彙編,假以時日可能形成一系列親邦的封建法源。木華黎的華北封地、忽必烈的關隴封地、張柔和武仙的中原封地經過長時期的內外博弈,並非不可能形成各具特色的財政-軍事體制。然而,王文統的鹽鈔財政和伯顏的南朝貢賦太輕易地解決了各藩的問題。忽必烈用金鈔賄買的手段戰勝了阿不裡哥,開創了非常惡劣的先例。宗王和藩主從此養成了習慣,製造和利用更多的政變,用朝廷的賞賜或賄賂填補財政虧空。這樣一來,封建和郡縣就起到了相互破壞的作用。

 

……

 

世祖需要南朝和聚斂之臣,不亞于諸凱撒需要埃及----元戎的私人財產。他依仗這種私人財庫,才能打破酋長-君主和武士-貴族的封建平衡。穩定的歲入如果對應穩定的開支項目,對他就沒有多大用處。羨餘即使為數不多,只要便於挪用,仍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戰利品是最佳的羨餘,這是他入侵日本和爪哇的根本原因。在這些冒險失敗以後,他就只能求助於桑哥及其繼承人的財政遊擊戰。紙幣經過武宗的揮霍,迅速淪為廢紙。三寶奴的幣制改革視準備金為兒戲,以更快的速度收到了同樣的結果。以後的列朝宮廷和行省日益淪為朋黨的工具,甚至無法培養阿合買這樣有能力控制全域的聚斂之臣。江南並非沒有財源,宋人長期實施利潤豐厚的海舶壟斷經營。元人由於管理混亂,不能有效利用天子之南庫。行省制體現軍事征服的精神,不如宋代的各路適合財政管理的需要。統治者的低能和荒怠對浙西士紳和浙東海盜貿易者都有利,創造了兩者相互憎惡的必要條件。浙紳擺脫了賈似道時代的強征威脅,致力於將本朝的憲制納入周政主義的框架。他們設想:儒生可以利用輿論的道德約束力,迫使尾大不掉的諸侯服從朝廷。最後一位集權主義者脫脫符合他們的期許,卻得不到朝廷的保護。他們最後發現朝廷沒有乾綱獨斷的意識,就拋棄了朝廷。

 

元人給後世留下的遺產,以行省最為重要。行省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支附帶後勤體系的軍隊。行中書省是唐代使相和節度使的合體,原則上是針對敵人的臨時機構,最後卻變得無法撤銷了。不幸的征東行省沒能戰勝神風,反而保存了行省設置的初衷。最初的行省只是為了克服封建不利於征服的弱點,臨時將號令各路領主的非常權力交給了大汗的家臣。領主之所以願意服從家臣,除大汗的威靈外,關鍵還在於中書省擁有超越封建體系的籌款能力。耶律楚材和馬合木挽救華北和中亞的順民,主要就是依靠吏治國家的汲取機器。

 

金人對政體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燕京防線瓦解前,他們認真考慮過三種選擇。其一:退回混同江以東的發源地,這意味著恢復幾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遷汴京,全盤襲用宋人的汲取和歲幣體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結局,但能保證最後的高品質榮華富貴。其三:在黃河北岸恢復封建體系、至少是方鎮體系,希望用殘唐式緩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們同時做到了三者,前兩項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後果。封建九公本來是最難對付的手段,最初幾十年的效果確實不在河朔藩鎮之下。河北、河東的散沙人口幾乎不復存在了,但設防城鎮和寨堡很少會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聯絡山東流寇,在金元宋之間合縱聯橫。木華黎和張柔的同儕雖然比武仙的同儕強大,卻不可能一舉蕩平錯綜複雜的華北鎮堡群,因為他們自己的領地也不過是同類的鎮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鎮體系比自己更長壽。哀宗逃離汴京後,一度指望河北諸公的援助,發現他們毫無勤王的興趣,才絕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亂,元廷主要依靠山東諸鎮出兵。忽必烈意識到領地制度的弱點,決定不讓其他領主得到自己在關中封地的機會。這樣一來,他就要更加依賴中書省了。只有行中書省才能組織複合型大軍,給部落騎士和領地輔助部隊提供強大的炮隊和錙重部隊。廉價的部落軍隊和封建軍隊能夠打贏野戰,但長期和昂貴的攻堅戰少不了行省戰爭機器。儒生和領主共同憎惡的聚斂之臣奪走了華北封建主義的復活機會,卻沒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樣徹底消滅領地制度,因為他們歸根結蒂只是低賤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以外,沒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統的正式權力。大汗隨時都會犧牲他們,安撫更加正統的權力。

 

部落、領地、郡縣並存的格局既然無法改變,大都朝廷就特別缺乏召回臨時派出機構的動機。所以從憲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終依靠戰爭權力統治。戰爭權力的對象不是毫無戰鬥力的順民,而是桀驁不馴的李檀式領主。行中書省為汗廷集權,效果象戰爭本身一樣混亂。明儒經常責備元政不上軌道,其實是弄錯了比較的標準。明代的行省已經不再是臨時的戰爭機構,而是常駐的文官體系,繼承了元代行省的戰區規模和武斷權力,又解散了元人無可奈何的部落和領主,自然變成空前細密的超郡縣制。明末的巡撫、總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儕,由中央派出官員行使臨時和非常的權力。他們的戰爭管理同樣混亂,同樣破壞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式。同樣的迴圈在清代重演,巡撫、總督變成了超級郡縣。新的動亂接踵而來,欽差大員用跨省的武斷權力擾亂地方。

(摘自8.2蠻族輸入秩序

書籍代號:0UAY0003

商品條碼EAN:9789578654112

ISBN:9789578654112

印刷:黑白

頁數:460

裝訂: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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