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與復原（30週年紀念版）：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

創傷研究經典之作

30週年紀念版◆新增作者2022年結語

人們對暴行的反應一般是將它排除於意識之外。然而，暴行本身卻不願被埋藏湮沒。雖然人們有強烈的欲望想否認暴行存在，但也同樣深信，否認於事無補。一方面想要否認恐怖暴行存在，另一方面又希望將它公諸於世，這種矛盾是受創者心中主要的衝突之處。暴行的倖存者通常會用高度情緒性、互相矛盾和零碎的表達方式述說慘痛遭遇，但此舉嚴重損及他們的可信度，致使他們陷入兩難困境：到底是要說出真相、還是保持緘默。可惜，大多數的時候保持緘默的力量贏了，受創者沒有以言語表達創傷經歷，而是透過精神症狀形諸於外。

一百多年來共出現過三次心理創傷概念，各自以獨特的形式進入公眾的意識之中，每一次的創傷研究也都因為與當時的政治運動聲氣相通而興盛一時。第一個出現的是歇斯底里症，相關研究發展於19世紀末的法國，但由於性心理創傷的爭議而告失敗。暴力在當時女性的性生活與家庭生活中司空見慣，而那些研究者並未認真看待此事。第二個是戰爭精神官能症，相關研究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和美國，於越戰後達到全盛時期，當時的政治背景正處於戰爭狂熱的瓦解和反戰運動的興起。最後、也是最近引起世人關注的心理創傷研究是性與家庭的暴力，其政治背景是發展於西歐和北美的女性主義運動。目前對創傷的理解基本上就是建立在這三個主題的綜合研究。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關於創傷的研究都集中在參戰的退伍軍人身上，並由此帶動創傷的知識建構與發展。直到197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興起，大眾才真正了解到，最普遍的創傷後壓力症患者並不是上戰場的男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女人。很明顯地，在強暴、家庭暴力和亂倫倖存者身上看到的心理症候群，基本上與戰爭倖存者一樣。兩性之間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強暴受害者、受虐婦女、被性虐待的兒童就是傷兵；歇斯底里症就是兩性戰爭中的戰爭精神官能症。

《創傷與復原》自1992年出版後已翻譯成十國語文。三十年來，在心理創傷研究領域和創傷療癒實務界維持屹立不搖的權威地位，對相關領域研究者和臨床工作者而言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創傷療癒聖經。本書內容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以戰爭創傷、長期受虐、亂倫性侵、家暴等人際暴力創傷的案例為主，鉅細靡遺地討論了診斷軸度所據以建立的臨床症狀，並針對診斷的缺漏，提出新的診斷名稱：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CPTSD）。後半部則描繪治療與復原歷程，從創傷的兩項核心經驗——權能喪失、失去連結——設定創傷治療三階段：恢復安全感、重建信任關係；回顧與哀悼；重新（與自我和社群）連結。也同時提醒讀者，陪伴重度暴力創傷患者的重重困難及應注意事項，尤其強調臨床工作者自身支持體系的重要性。

本書是赫曼五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包括對性侵與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臨床工作心得。它也反映了她對其他受創患者不斷累積的了解，特別是那些參與過戰役的退伍軍人和政治恐怖活動的受害者。書中描繪了不同倖存者的共通經驗，無論是在強暴倖存者與參戰退伍軍人之間、受虐婦女與政治犯之間，或是在不同的集中營倖存者之間，無論那是獨裁暴君所建立之大型集中營，或是家庭暴君所建立之小型隱藏版集中營；也談到如何重建連結，包括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個人與社群之間，或男性與女性之間。

承認這種苦難的共通性，理解暴力創傷的引爆與促成復原發生的歷程都嵌在人類社會的大小歷史當中，才能真正理解創傷，使療癒成為可能。

 

「治療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否認暴行和挖掘真相的對立衝突，不只發生在不同社會群體和家庭成員之間，也發生在受創者自己心靈深處。如本書諸多臨床案例所呈現的，受創者內部的矛盾衝突，即是各種精神症狀的來源。而療癒之所向，即在透過治療關係，令被潛抑的傷痕與內在衝突的源頭為意識所接納，轉化為符合現實原則的真實記憶。唯有如此，才可能重啟時間之流，讓創傷成為過去。」──彭仁郁

 

驚人的成就……我們這一代的經典之作。──范德寇，《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作者

自佛洛伊德以降最重要的精神醫學著作之一。――《紐約時報》

赫曼連結起作戰士兵、戰俘、受暴婦女和亂倫受害者的世界，對創傷和復原過程的分析令人信服。――蘿拉．戴維斯（Laura Davis），《治療的勇氣》（The Courage to Heal）作者

時代的里程碑。――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

本書論及心理創傷和治療對社會的衝擊，無疑將成為經典之作……可說是給倖存者的珍貴禮物。――米瑞安．路因（Miriam Lewin），《女性書評》（Women’s Review of Books）

本書解析創傷的本質和復原過程，內容豐富，充滿悲憫之情，每一頁都閃耀著赫曼的洞見。――莉諾．渥克（Lenore Walker），《恐怖的愛》（Terrifying Love）作者

 

推薦人

何雪綾，臨床心理師、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法國分析空間學會臨床精神分析師

彭榮邦，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副教授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1942～）

心理創傷研究先驅、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榮譽教授、女性心理衛生輔導中心（Women’s Mental Health Collective）創始成員，同時也是一位擁有多年暴力創傷臨床經驗的專業心理工作者以及女權運動者。曾獲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協會終身成就獎（1996）、美國醫界女性協會傑出女科學家獎（2000），也是美國精神醫學會的傑出會員（2003）。

第九章　回顧與哀悼

 

在復原的第二個階段，倖存者開始訴說她的創傷故事，說得完整、深入又詳盡。這份重建工作實際上是轉換（transform）創傷記憶，把它整合進倖存者的生命。賈內描述正常記憶為「說故事的行動」。相反地，創傷記憶是沉默和靜態的。起初，倖存者的敘述方式反覆瑣碎、陳規老套，且不具情感。研究人員表示，沒有被轉換的創傷故事可稱為「前敘事」（prenarrative），它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發展或演進，也不會洩露敘述者的情感，或她對創傷事件的詮釋。另一位治療師表示，創傷記憶好似一系列寂靜的快照，或像一部默片；心理治療的作用，則在於提供它音樂和對白。

在復原的第二階段中，治療師亦須謹守賦權增能的基本原則，所以是否要面對恐怖的過去，應完全取決於倖存者。治療師應扮演見證人和盟友的角色，讓倖存者可對她傾吐難以啟齒的故事。在創傷事件的重建過程中，患者和治療師的勇氣缺一不可，雙方且須明瞭他們的共同目的，並鞏固這個同盟。在心理治療中，患者要如何揭露內心，佛洛伊德有個精妙的描述：「患者必須鼓起勇氣，將注意力集中在病症呈現的現象上。他不能再以輕蔑的態度看待自己的病症，必須視為值得尊敬的勁敵，和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有確確實實的根基，在患者往後的人生裡，許多事物的價值亦會由此衍生。所以路已鋪好……為了與被壓抑的事物達成和解，患者會慢慢用症狀表達出來；同時他也找到喘息處，多少能寬待自己處於生病的狀態。」

在倖存者喚起回憶的過程中，我們也得不斷維持平衡，面對過去是必要的，但保障安全也很重要。患者和治療師必須協商，以便能在封閉畏縮和記憶侵擾的雙重危險下，尋找一條通往復原的安全大道。逃避創傷記憶，會導致復原的進程原地踏步；但太急躁地接近它，就會造成創傷重演的傷害，對復原工作沒有幫助。至於治療的進度和時機，患者和治療師得同心協力一起決定，小心翼翼前進和頻繁檢討。針對這些事務，患者和治療師間應該要保留討論空間，誠實面對彼此的歧異，有不同意見的話，應自由地提出來討論；在重建工作進行前，雙方得先取得共識。

在揭露創傷記憶的過程中，治療師應仔細追蹤記錄記憶侵擾的症狀，以確保患者能承受隨之而來的痛苦。若在積極探討創傷的期間，症狀顯著惡化，治療的腳步就應該放緩，療程也須檢討修正。同時患者應該明白，此刻她可能無法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甚至無法發揮自己一般的能力。重建創傷故事是極費心力的工作，患者須降低對生活的要求，並「寬待自己處於生病的狀態」。通常，我們可以在患者生活中的一般社交環境下進行揭露工作；但有時，治療工作需要安全有防護的環境，比如請患者暫時住院觀察。一旦患者生活出現立即性的危機，她必須全心應付，或是生活中出現其他更重要的目標，我們就不該進行積極的揭露工作。

 

重建創傷故事

重建創傷故事應始於回顧患者在創傷事件之前的生活，以及導向事件發生的情境。丹尼耶利強調，發掘患者早期生命史，重要性在於讓患者的生活「重新開始流動」，再次感到現實與過往的連續性。治療師應鼓勵患者談論重要的情感關係、她的理想和夢想，以及在創傷事件發生之前，她所有的奮鬥和衝突。這類探索有助於了解創傷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而認識它的特殊意義。

接下來的步驟是重述事實，藉此重建創傷事件。從凍結的影像片段和破碎的感覺中，患者和治療師慢慢拼湊成有組織、有細節的口述紀錄，輔以時間定位與歷史脈絡。在這整個敘事紀錄中，除了事件本身，也應包括倖存者的反應，及她生命中重要人物的反應。當創傷敘事進行到最不堪忍受的階段時，患者會發現自己愈來愈難用言語表述經歷。有時患者會自然轉換，改用非語言的方式表達，譬如素描或繪畫。基於創傷記憶「圖像式」的視覺特性，創作圖像在一開始也許最能表達這些「難以磨滅的影像」。在完整的創傷敘事中，倖存者也必須能全面而鮮明地描述創傷畫面。針對參戰退伍軍人的精神創傷，潔西卡．沃爾夫的方法是：「我要他們將創傷鉅細靡遺地『放映』出來，就好像帶著所有的知覺感官，仔細地觀看一部電影。我問他們看見什麼、聽見什麼、嗅到什麼，並且問他們有什麼感覺，及有什麼看法。」泰倫斯．基恩則強調身體感官對重建完整記憶的重要性：「如果你沒有具體地問到，是否有嗅覺改變、心跳加快、肌肉緊張和雙腿無力等症狀，他們就會避重就輕，因為那些感覺太令人厭惡了。」

缺乏創傷畫面和身體感官的敘事是貧乏而不完整的。畢竟治療的最終目標，是要將創傷的故事用言語表達出來，包括畫面。患者在一開始嘗試敘事時，可能會呈現某種程度的解離現象；或許會在意識改變的狀態中寫下她的故事，然後又加以否定；或許會拋棄、掩藏，甚至忘記她寫過這個故事；又或者，她會將它交給治療師，請求她在會談以外的時間閱讀。這時，治療師應該謹慎，以防發展出一種遮遮掩掩、「開後門」的溝通管道；她必須提醒患者，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將患者的故事帶進這個房間，讓它能被說出來，能被聽見；任何書信應在雙方皆在場的情況下一起閱讀。

治療師若只是讓患者不帶感情地重述事實，那就只是枯燥的說故事練習，也不會有絲毫療效。一個世紀前，布魯爾和佛洛伊德即注意到，「不帶情感地回顧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因此，在創傷敘事的每個段落，患者不僅須重建事實，且須重建自身的感受。就像回顧事實一樣，描述情緒狀態一定要費盡心力，愈詳細愈好。當患者探索自己的感覺時，也許會變得焦躁或退縮，因為她不是單純描述從前的感覺，而是在此刻重新體驗那些感覺。治療師必須幫助患者在時光中穿梭，從她當下安全的避風港回到痛苦不堪的過去；如此一來，當她再度全心強烈體驗那些感覺時，還能抓住在創傷時被破壞的安全連結感。

重建創傷故事，還包括有系統地回顧事件的意義，此意義不僅是對患者，也包括她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創傷事件給人的挑戰，會激發普通人成為神學家、哲學家或法學家。倖存者一定得再次明確地表達出，過去堅守但遭創傷破壞的價值和信念。但是，她站在罪惡的虛無前啞口無言，感到任何已知的知識架構都無法解釋她的遭遇。不同年齡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暴行倖存者都有同樣的癥結，在她們的證詞裡，所有疑問都可簡化為一個問題：為什麼？她們心中的困惑多於憤怒。但這個答案已超出人類的理解能力。

除了這個深奧難測的問題，倖存者必須面對另一個同樣難以理解的問題：為什麼是我？人的命運如此偶然而無常，撼動了我們以為世間有正義、有可預測秩序的基本信念。為了充分理解自己的創傷故事，倖存者必須思考罪惡感和責任感等道德問題，並重建一個新的信念體系，才能解釋為何自己得承受不該受的痛苦。最後，倖存者無法光用思考練習來重建創傷的意義。不公不義的補救之道在於行動，倖存者必須決定下一步還可以做什麼。

倖存者嘗試解決這些問題時，常會與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起衝突。她覺得失落，不再有歸屬感，不屬於她們共享的信念體系。因此，她面對一項雙重任務：不僅要重建自己「被粉碎的世界觀」，包括意義、秩序和正義，還必須找到方法解消自己與旁人的差異，因為她不再與她們擁有共同信念。換言之，她不僅要恢復自己的價值感，還必須做好準備，在他人的批評下守護它。

因此，治療師的道德立場極其重要，僅僅「中立」或「不加評斷」是不夠的。患者提出挑戰，要求治療師陪她一起探索這些無邊的哲學問題。治療師的作用，不在於提供任何現成的答案，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能的，而在於堅定道德立場，與倖存者站在同一邊。

創傷故事的探索過程中，治療師必須協助患者，為她提供認知、情感及道德方面的脈絡。她必須把患者的反應常態化，幫助她找出適當的說法與名稱，並分擔創傷的情感重負。治療師還必須幫助患者建構新的詮釋去理解創傷經驗，從中肯定她的尊嚴和價值。每次我們問到，倖存者對治療師有何建議，她們總是強調，治療師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確認」。有位亂倫倖存者如此忠告所有的治療師：「繼續鼓勵患者談話，即使看著她們妳也很痛苦。得花很長的時間，妳才會相信一切都是真的。我愈談論，就愈有信心那些事真的發生過，也就更能整合到我的生命中。不斷有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幫助都好，只要不再讓自己是個被孤立、討人厭的小女孩。」

傾聽時，治療師必須經常提醒自己，不能有任何預設，去設想創傷事實或創傷對患者的意義。如果治療師不去問細節問題，就很容易犯錯，在患者的故事中強加自己的感覺和解讀。治療師認為無關緊要的小細節，對患者而言或許是創傷故事中最重要的層面；相反地，治療師認為難以容忍的部分，患者或許覺得無關緊要。澄清這些分歧看法，有助於雙方理解創傷故事。十八歲的大學新鮮人史蒂芬妮在學校的兄弟會派對中慘遭輪暴，她的案例說明，釐清創傷故事的各個細節有多重要：

 

當史蒂芬妮第一次訴說她的故事時，治療師被那持續兩小時、慘無人道的強暴過程嚇得毛骨悚然。然而對史蒂芬妮而言，最痛苦不堪的折磨，是性侵害結束後，強暴者強迫她說，這是「她有過最棒的」性交。在麻木和無意識的情況下，她順服地說了，但隨後感到極度羞愧，也非常憎恨自己。

治療師稱此為精神強暴。她向史蒂芬妮解釋，人類面對恐怖脅迫會出現麻木反應，並問她當時是否意識到恐懼的感覺。之後，史蒂芬妮漸漸想起更多的細節：強暴者威脅她，如果她不說自已被「完全地滿足了」，他們只好「再給她爽一次」。有了這些補充訊息，她開始了解到，當時的服從其實只是幫助自己逃命的策略，而不是自我貶低的表現。

 

患者和治療師都必須容許若干程度的不確定性，即使是關於事件的根本事實。在重建過程中，只要找回失落的片段，故事本身就會有所改變，尤其是患者感到有一大片明顯的記憶斷層時，更是如此。因此，患者和治療師雙方都要先接受現實：彼此都沒有掌握事件全貌，得學著包容不確定的事項，以溫和的節奏逐步探索。

有時，患者為了解除自己懷疑或矛盾的感覺，會試著做出倉促的結論，不再探索故事的事實。有時還沒開始深入探討，她就堅持治療師得確認其故事版本為真，即使那只是片段不完整的事實；有時她還沒有處理已知事實對她造成的情感衝擊，就強迫自己積極找出更多回憶。二十三歲的保羅曾有一段童年受虐史，他的案例說明，當患者太早要求確認故事時，治療師會怎麼回應：

 

保羅逐漸透露自己曾經參加過戀童性交團體的事實之後，又突然宣稱整個故事都是他憑空捏造的。他威脅要立刻放棄治療，除非治療師也正式同意保羅一直都在說謊。當然，在此以前，他不斷要求治療師相信自己所說的全是事實。治療師承認，事件大逆轉令她非常困擾，她說：「你童年的時候，我沒在你身邊，因此無法假裝我確知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知道，徹底地了解你的故事很重要，可是我們還沒完全弄懂。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開誠布公，直到真相大白。」保羅勉強接受這個提議，在治療的第二年，真相逐漸顯明。他之所以大翻供，是想奮力一搏，以保持對施虐者的忠誠。

 

有時治療師也會渴望追求確定的結論，因而蒙蔽自己。人類開放的探索精神很容易被狂熱的頑固信念取代。以前的治療師太渴望追求確定性，以致經常忽略或輕視患者的創傷經歷，目前這仍是治療師最常犯的一種錯誤。不過，心理創傷近期再次回到研究主流後，則是出現反向的錯誤。僅根據患者一段不直接相關的背景歷史，或是「症狀評量表」，治療師就斬釘截鐵地判斷對方有創傷經歷。尤有甚之，某些治療師自稱專家，專門「診斷」特殊類型的創傷事件，譬如虐待儀式。患者提出的任何疑問都被駁回，當成是「否認」事實。在某些案例中，患者只有一些不明確、不特定的症狀，但經過一次會談諮商後，治療師就宣告對方毋庸置疑是撒旦邪教的受害者。治療師必須記得，她的目的不是發掘事實真相，重建創傷故事也不是辦案，她的角色應是毫無偏見、具有同情心的見證人，而不是偵探。

事件的真相如此令人難以面對，倖存者經常在重建故事的過程中躊躇搖擺。否定現實讓他們感到抓狂，但毫無保留地接受現實似乎不是常人所能負荷的。另外，倖存者在敘述真相時呈現的猶豫心態，亦反映在對創傷故事相互矛盾的治療方法上。賈內在醫治歇斯底里症患者時，有時試圖讓他們忘卻創傷記憶，甚至利用催眠修改創傷內容。對早期參戰退伍軍人所使用的「發洩式」（abreactive）療法也與此類似，基本上是希望完全抹去患者創傷的記憶。這類淨化治療或是驅邪儀式，也是許多受創患者求診時心中幻想的治療方法。

患者和治療師都希望在治療過程中有迅速神奇的轉變，將創傷的邪惡連根拔除。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心理治療不能讓你擺脫創傷，敘事的目的是要整合創傷經驗，而不是「驅邪」。在重建過程中，創傷故事會自然地產生轉變，然而是變得更真實、更完整。心理治療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我們要有信念，相信說出事實就能帶來復原力量。

創傷故事講出來之後，就成為受創者的證詞。艾格和詹森在輔導受迫害政治難民時發現，所有的證詞都有個普遍特徵，即彷彿是患者的療癒儀式。從私領域來看，證詞具有告白與精神上的意義；但從公領域來看，就有政治和司法上的意義。因此，我們以「證詞」來代表創傷敘事，無形中就連接了私領域與公領域，賦予患者個人經驗一層更嶄新、更廣大的意義。理查．莫里克形容，轉變後的創傷故事，根本就是「全新」的故事，其中不再有「羞愧和屈辱」，而是有「尊嚴和美德」，講出創傷故事後，莫里克的難民患者終於「找回他們失落的世界」。

導讀　真相與正義：暴力創傷療癒的地平線／彭仁郁

 

導言

 

第一部　創傷

第一章　被遺忘的歷史

第二章　恐怖經歷

第三章　失去連結

第四章　囚禁

第五章　受虐兒童

第六章　全新的診斷

 

第二部　復原

第七章　治療關係

第八章　安全感

第九章　回顧與哀悼

第十章　重建連結

第十一章　共同性

 

後記　創傷的辯證不停歇（2015）

結語（2022）

 

致謝

註釋

譯名對照

書籍代號:0GGK0346

商品條碼EAN:9786267209202

ISBN:9786267209202

印刷:黑白

頁數:424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