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遍了全世界，我離開了每一個地方。」

——《低》，大衛．鮑伊

｜鮑伊告別華麗時期，開啟搖滾新頁經典之作｜

台灣首本剖析大衛．鮑伊音樂創作轉型風格樂評專書

探索創作心靈，重回柏林三部曲現場，搖滾變色龍的蛻變起點

★陳德政精彩深度導讀★楊久穎執筆翻譯

★特別收錄馬世芳專文解析鮑伊舞臺人格

●台灣版獨家收錄大衛．鮑伊柏林時期珍貴剪影●

●亞馬遜讀者4.7星高分評價，鐵粉必收專書！

●鮑伊關鍵樂風轉捩點●滾石雜誌500大專輯●影響啟迪無數後龐克搖滾樂隊

｜本書看點｜

★從幕前到幕後最完整的全面記錄
★奠定音樂生涯高峰轉型期的代表作深度爬梳
★與美國搖滾巨星伊吉．帕普的精彩交鋒
 

二〇一六年，傳奇搖滾巨星大衛．鮑伊從人生舞臺謝幕登出，告別地球，全球樂迷同聲哀悼。鮑伊留下無數經典代表作，身分角色悠遊在外星人、迷宮魔王、湯姆少校、瘦白公爵等各種表演人格，勇於挑戰打破各種框架，百變形象深入人心，更以獨特的個人形象及開創性的音樂風格，影響許多世代。鮑伊過世當天，德國外交部甚至發推特感謝：「再見了，大衛．鮑伊，你現在也成了英雄，謝謝你幫助扳倒柏林圍牆。」

有別於一般音樂的樂評書或是明星傳記的角度，本書從大衛．鮑伊人生最關鍵的轉型時期，也是他走入柏林的起點——《低》切入。這張專輯與《「英雄」》《房客》被譽為柏林三部曲，《「英雄」》的專輯同名曲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東西德的地下國歌，而首部曲《低》正是他的樂風轉捩點。在本書中，作者雨果．威爾肯從大衛．鮑伊的音樂風格、創作源起及背景等脈絡細細爬梳，勾勒出他在柏林的轉變歷程。

柏林影響與樂風轉變

鮑伊出道發行數張專輯獲得巨大成功，生活在家族精神分裂症病史的陰影下，過度壓力卻讓他迷失自我，陷入毒癮。在此時，他選擇前往柏林，決心戒毒，卻沒想到此城不僅成為身心逃逸及喘息的出口，更成為靈思激盪的來源。鮑伊迷戀當時冷戰時期的獨特氛圍，當地的博物館及夜店酒吧都留下他的足跡。結合對德國藝術的愛好及當代德國音樂等各種影響，鮑伊打造出全新的音樂作品，自此開啟了個人及時代的新頁。

冷戰時期的柏林如何影響鮑伊的身心狀態及創作？他如何在與毒癮奮鬥的同時創造新的樂風？與好友伊吉．帕普激盪出何種火花？雨果．威爾肯在書中透過多方訪談資料，重現了鮑伊瘋狂嚴謹等各種面向。例如他不敢居住在鬧鬼的城堡房間、工作時會利用閒暇與伙伴們去黑森林及萬湖散心、在柏林圍牆旁的工作室錄音等景況。書中對鮑伊和多位音樂人如布萊恩．伊諾等的交往合作記錄，彷彿還原現場，活靈活現，如同紀錄片般迷人。

樂評書的寫作標準

全書也針對曲目逐一剖析，包括歌詞的典故源起、與音樂圈往來等幕後花絮，不僅讓讀者對鮑伊的心理狀態及創作風格有更多理解，也能滿足粉絲對鮑伊柏林生活的好奇。雨果．威爾肯對鮑伊的創作考究鉅細靡遺，有讀者形容，「這本書為這類書籍設下了標準，應該成為同系列的寫作模式」。透過本書，我們也將展開一場紙上行旅，共同體驗搖滾巨星的蛻變。　　

｜重點摘錄｜

❖伊吉．帕普和大衛．鮑伊的情誼❖

「《低》是在《白痴》之後錄製的，但《低》卻先發行了。大衛不想讓人們認為他的靈感來自伊吉的專輯，但事實都是一樣的。甚至有一些為伊吉錄製的曲目，最後卻收錄到了《低》。」——錄音師羅宏．希柏

「樂團和鮑伊會離開錄音室去睡覺，但我不會。我工作是為了要在第二天比他們快一步……看吧，鮑伊是個快人一步的傢伙。思維敏捷，行動迅速，非常活躍、敏銳的一個人。我意識到我必須比他更快，否則，那會變成誰的專輯？」——歌手伊吉．帕普

❖柏林圍牆旁的錄音室❖

錄音室距離柏林圍牆只有二、三十公尺。「從主室裡，我們可以看到柏林圍牆，也可以看到圍牆的另一邊，越過鐵絲網，看到紅衛兵的炮塔……他們有巨大的望遠鏡，他們會看向主控室，看著我們工作，因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喜歡追星。有一天，我們問工程師，整天被警衛盯著看，會不會覺得不舒服；他們很容易就能從東邊對我們開槍，就是那麼近，如果望遠瞄準器夠好的話，他們便可以射中我們。他說，過一陣子就會習慣了，然後轉過身來，拿了一盞頂燈對著衛兵，伸出舌頭跳上跳下地騷擾他們。我和大衛馬上躲到錄音台下面。『別這樣』，我們說，因為我們快嚇死了！」——唱片製作人托尼．維斯康蒂

❖大衛．鮑伊的柏林生活❖

鮑伊不再把頭髮染成橘色，還留起了小鬍子，並開始穿上工人的連身工作服作為一種偽裝，儘管在柏林的樂趣之一就是沒什麼人會打擾他。他很快就養成習慣，在床上躺到下午，然後喝著咖啡、柳橙汁配香菸當早午餐，接著走到錄音室，並經常在那裡徹夜工作。當時，他也沉迷於日間的娛樂，包括在咖啡館閒晃，並與伊吉和可可一起騎著自行車，在開闊的城市裡繞來繞去。「我幾乎無法表達我在那裡體驗到的自由感，有些時候，我們三個人會跳上汽車，像瘋了一樣開車穿過東德，然後駛入黑森林，在任何一個吸引我們目光的小村莊停下來。這樣一走就是好幾天。又或者，我們會在冬天的日子裡，在萬湖吃一整個下午長長的午餐。那個地方有一個玻璃屋頂，四周被樹木包圍著，依然散發著一種1920年代早已消失的柏林氛圍。」（摘自大衛．鮑伊雜誌訪談）

❖鮑伊的柏林繆思❖

他經常參觀柏林圍牆兩側的藝術館，但他最喜歡的是位於柏林郊區達勒姆（Dahlem）的「橋社」博物館，該博物館專門收藏一次大戰前在柏林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一批藝術家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和《低》第二面的向內轉折，有著明顯的哲學聯繫，也就是把風景作為情感的概念。「這是一種藝術形式，它並非透過事件，而是透過情緒來反映生活，」鮑伊在2001年說，「這就是我覺得我的作品要走的方向。」

●台灣首本剖析大衛．鮑伊音樂創作及風格專書，鐵粉必收

●作者為小說作家，讓本書讀來帶著故事及戲劇感，宛若電影《成名在望》紙上版

●完整蒐集柏林時期訪談及相關資料，引領讀者重回鮑伊靈思迸發現場

●全書鎖定鮑伊音樂生的重要轉型期，從專輯曲目一一爬梳，從創作背景至當代文化脈絡，鮑伊個人的心理狀態到合作的樂手及音樂人等，堪稱全方位的深度解析

＼狂推分享／

就麻瓜角度，這本書簡直是奇幻文學。對學習搖滾的樂迷而言，這紀錄根本是打通任督二脈的寶典。——小樹（StreetVoice 音樂頻道總監）

千萬不要以為這本書只是綜合維基百科或Google查得到的「大衛．鮑伊」生平事蹟和樂評資訊，這樣其實不夠硬派，也滿足不了狂愛他的樂迷。本書聚焦從一張經典專輯切入，重探每首歌的創作脈絡、合作互動乃至錄音細節，彷彿要把讀者偷渡至那些靈感飛馳的神祕現場、甚至是鮑伊自我重整的身心歷程。由此獨特路徑，重新理解這位偉大藝術家，翻開的每一頁都是玄妙宇宙風景；重聽的每個音符，也有了不同維度持續迴盪的聲響。——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　

大衛．鮑伊和大師布萊恩．伊諾在柏林圍牆邊的錄音室做出了「柏林三部曲」，是他藝術生命的又一次大轉彎。有人說：大衛．鮑伊就在這裡創造了搖滾的未來。感謝上蒼讓他活到了69歲，而且直到生命的終點，仍然處在創作的顛峰──這實在是地球人的福氣。——馬世芳（廣播人、作家）

大衛鮑伊不只是音樂巨人，更是流行史上開創性的代表。他成為不滅的符號，且因其「無法被定義」而成為跨時代的精神指引。從他開始，音樂、時尚、文化、性別都開闢了疆界。無論他的外星化身「齊格．星塵」、「瘦白公爵」到「大衛鮑伊」都是他所創造的藝術品。一生如華麗但危險的行動藝術，解鎖了世人的盲點，作品也不斷在「自我革命」。此書關乎他人生與創作的轉捩點，更關乎人類流行史。他與其音樂如在「星空」回望地球，是個體的寂寞，也是對迷失群體的呼喚。——馬欣（作家）

大衛．鮑伊是通往外星世界的指路人，是讓所有怪胎感到不孤單的英雄，不斷自我創造的神祕之獸，是二十世紀到我們這時代流行文化最具顛覆秀的創造者。——張鐵志（搖滾作家，著有《未來還沒被書寫：搖滾樂及其所創造的》）

我「見過」大衛．鮑伊兩次。一次是倫敦之行，來到了《齊格星塵》專輯封面的拍攝之地，站在Ward's Heddon Street studio外，見到那位starman站在遙遠的天際。一次是東京行，由V&A策展的《David Bowie Is》，見到湯姆少校（Major Tom）漂浮在外太空，臉龐掛上閃電符號的鮑伊，呼喊著～～呼喊著。這是第三次，我又「見過」大衛鮑伊了，在讀完本書之後，見證那神奇的藝術家。——梁浩軒（策展人）

一如鮑伊在專輯裡唱著的：「我住遍了全世界，我離開了每一個地方。」《低》是他生涯最重要的一次過場，也是那趟柏林旅程的負片——只有出發和到達，沒有途中。再沒有誰能和鮑伊一樣，用一張如此美麗的專輯，創造出如此陰鬱的內在宇宙，就像巔峰過後的感覺，一切都在倒退，一切都在下沉。——陳德政（作家）

透過本書，我們能從中看到大衛．鮑伊在自律／自毀之中的擺盪，在創作上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以及那種在飽受壓力（包括離婚官司、精神狀態不穩定等等）的掙扎之下，冷冽疏離又內省低調的電子聲響背後的炙熱靈魂。——楊久穎（譯者、文字工作者）

有那麼多個大衛．·鮑伊，以至於他被稱爲「搖滾變色龍」，事實上角色分裂是西方詩歌傳統，分身有助於左右手互博、然後認識自己。他如此演繹的那一個我行我素的「大衛．鮑伊」，鼓勵了多少感覺與所謂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人去成爲自己，音樂和美學趣味、性傾向、生活價值觀等等都不應成爲被他人否定或自我否定的理由，他只是在做大衛．鮑伊，無意間卻成爲了一把傘。——廖偉棠（詩人、評論人）　

＼佳評如潮／　

資深搖滾樂迷絕非專輯封面封底說明文字就能滿足，這套書正是及時雨。——《滾石雜誌》

這套書是為了那些瘋狂的收藏者而出版：他們欣賞那些獨特的設計及創意，還有任何讓你的房間看起來很酷的酷東西。我們愛死這套書了。——Vice雜誌

才華洋溢，每本都是真愛。——NME雜誌

想把某張專輯做到無所不知嗎？來試試這套書。——Pitchfork雜誌

大衛．鮑伊的專輯《低》發行於1977年，可謂是這位歌手／演員／音樂家／偶像的靈思巔峰，但這張唱片仍然無法引起應有的注意。雨果．威爾肯這本書可望結束這種長期被忽視的狀況……本書將吸引鮑伊的歌迷，以及那些尋找一位著名藝術家的失落珍寶、對音樂好奇的人。對於那些永無止境辯論著究竟是誰影響誰的搖滾歷史學家，或是那些僅是想知道歌曲背後的故事的人來說，本書都極具吸引力。崇拜者將急於重新發現被遺忘的最愛……引人入勝又充滿魅力的分析。《低》堪稱是鮑伊的創作巔峰，而雨果．威爾肯的書，將成為深入了解這張專輯、極具價值的良伴。——強力塑膠出版社（Drastic Plastic Press）

＼讀者盛讚／

《低》是大衛．鮑伊發行專輯中，我最喜歡的一張。關於這位善變音樂家發展的特定重要時期，威爾肯這本著作雖然內容並不厚重，但比許多（實際上是所有）重量大書更具衝擊力。這本書充滿了關於鮑伊在「瘦白公爵」時期陷入毒癮的訊息，以及他在柏林奇蹟般地康復和重新定義自我的詳細描述。文筆豐富又不致過度放縱。高度推薦。——讀者喬伊．赫希　　

　我等這本書很久了，沒有失望。書寫鮑伊的相關作品，始終是一項艱鉅任務。作者真的為這本書費盡心思，從文學因緣的引用起源、大量的採訪資料爬梳等，構成了這本非凡的傑作。—讀者約茲　　

《低》是鮑伊最好且最獨特的專輯之一。在本書中，作者詳細介紹了專輯的錄音細節，並探討每一首歌曲的故事。他還探索了專輯的前期準備工作，從鮑伊的上一張專輯開始，甚至也介紹到了鮑伊與伊吉．帕普合作的唱片。在有限的頁數裡充滿了豐沛的資訊，文筆卻清晰易懂。強烈推薦。—讀者邁克．阿沃利奧　　 　　　

這可能是我讀過的對鮑伊作品最好、最詳細的分析，我懇請作者考慮繼續書寫柏林三部曲的另外兩張專輯。—讀者巴克利

這本書為這類書籍設下了標準，應該成為同系列的寫作模式。從鮑伊在職業生涯中的背景開始，詳細描述了早期的創作過程，記錄鮑伊如何與伊吉．帕普合作並激盪火花，以及前期的創意工作伙伴，製作人的加入，直到前往柏林完成混音。作者並沒有對歌曲進行過多的樂理描述，也絕不訴諸任何枯燥如「在歌曲的2分37秒有一段合唱，掩蓋了節奏的音調」這類型的文本—很多這類書常見的內容。相反的，作者專注於藝術家創作歌曲時的生活，以及如何影響和塑造這個過程。他描述了具有創造性的決策過程及概念性想法，整個過程中對周圍的氣氛亦進行大量描述。你會感覺自己彷彿就在現場。對於喜歡這張專輯的人來說，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體驗。—讀者杜安　

我對這個類型的書有些期望：對專輯製作方式的描述要詳細卻不過度瑣碎；對音樂本身的分析詳盡卻不過分；彷彿像在閱讀藝術家的傳記，至少要讓人足以了解專輯的出發源頭。這本書應有盡有。整本書只談一張專輯，很難從頭到尾都引人入勝，但這本書卻成功做到了。亮點包括：對鮑伊在製作這張專輯時，精神狀態的準確描述（這個描述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專輯的獨特情緒）。書中也解釋了專輯的影響力何在，甚至是一一逐曲目的逐軌分析：而且毫不冗長也不會淪於無趣（當然，除了忠實粉絲外，或許任何人都沒有太大興趣）。這是對一張精彩專輯的全書分析。如果你是鮑伊的鐵粉，或許很多片段讀來讓你感到熟悉；如果你喜歡這張專輯卻對幕後花絮及歷史一無所知，那麼這是必讀之書。—讀者威廉．康比　

＼熱血推薦／（按姓名筆劃排序）

小樹（StreetVoice 音樂頻道總監）

四分衛阿山

回聲樂團

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

林查拉（造次映畫總監）

阿凱（1976樂團主唱）

馬世芳（廣播人、作家）

馬欣（作家）

張鐵志（搖滾作家）

梁浩軒（策展人）

陳珊妮（音樂創作人）

陳德政（作家）

楊久穎（譯者、文字工作者）

廖偉棠（詩人、評論人）　

熊一蘋（作家）

雨果．威爾肯（Hugo Wilcken）
澳大利亞作家、翻譯家，長期定居巴黎，現則往返於倫敦及雪梨之間。著有《反射》（The Reflection）《殖民地》（Colony）《處決》（The Execution）等小說作品。

楊久穎

Join，多年前曾寫過幾本關於搖滾，以及女人在唱歌的書。現為整天煩惱下一頓要煮什麼的宅婦一枚，偶爾煮字療飢，在鍵盤與檔案間攀爬維生。

｜導讀｜　用一張唱片謀殺自己／陳德政

帶著風格做一件危險的事，就是藝術。

——查理．布考斯基

柏林，1976年。

一道高聳的水泥牆把城市劃成東西兩邊，東柏林在六月召開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各國代表一致推崇柏林圍牆對共產主義的貢獻，東德當局表示，將在夏天舉辦柏林圍牆豎立十五年閱兵大典，那道牆不只劃開了柏林，事實上它是把西柏林整個包圍起來。

實用作為一種象徵，這很德國。

同一個月，西柏林舉行柏林影展，金熊獎頒給了美國導演勞勃．阿特曼的作品，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則因內容太過露骨，首映前遭警方查扣，無法公播。當屆競逐金熊獎的參賽片還有一部叫《天外來客》，大衛．鮑伊的電影比他的人，先到了柏林。

鮑伊在1970年代中期墮落成自己都不太認得的搖滾陳腔濫調，移居洛杉磯的那幾年，洛城成了一座巨大的古柯鹼泳池，他成天泡在裡面，人益發蒼白與削瘦，掌管記憶的細胞和造字能力一同從身體上剝離。他寫不太出歌詞了，現實與妄想交織在一起，疊成孤獨的夢境，他躲在裡面。

他在神祕學家阿萊斯特・克勞利的詩句中尋找讓人麻痺的物質（克勞利也是曾率隊攀登K2峰的傢伙），在客廳裡架起祭壇，期待黑魔法現身。挽救一個走火入魔之人唯有一種手段——用更神祕的事物讓他清醒。被高牆鎖住的柏林像一座孤島，鮑伊很想跳進去看一看，這是藝術家的求生本能。

他和另一個偏執狂伊吉．帕普先到法國的城堡錄音，讓自己從毒癮中慢慢復原。城堡當然鬧鬼，兩人在深夜交換著鬼故事，一邊錄完帕普的《白痴》與鮑伊的《低》，拎著接近完成的工作帶逃到柏林，替專輯收尾。蕭瑟的秋天，灰濛濛的街頭，他們穿得像渡假中的特工，彷彿我倆沒有明天。

這不是第一對來到柏林的「西方」搖滾明星，保羅．麥卡尼帶著妻子琳達與其他Wings樂團的成員，春天在布蘭登堡門西側的體育場辦了演唱會，還在圍牆邊的檢查哨舉旗拍照，旗上寫著「愚蠢的情歌」，不無挑釁的意味——鐵絲網上就架著機關槍。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流亡時說過一句名言：「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

二戰後出生的德國一代人，是沒有父親的一代，他們的父執輩也許戰死，也許在創傷中老去，青年在沒有「典範」的社會中成長，國家的歷史在自己手裡斷裂開來。他們讀著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思索如何在破損的生活中重建秩序，實驗的過程中，偏離成了常態，核心即是邊緣。

人人都是荒原上的異鄉人，在文明的縫隙找突破的位置，而荒原一到夜晚就變成迷幻的溫床，開著一朵朵奇花。

鮑伊不只在這裡找到他渴求的「歐洲感性」，還找回他失去的語言：一個嶄新的語言，以全然印象派的方式，將地景、聲景和內心情狀三者合而為一。他甚至尋得一處完美的犯案地點，就在道德模糊、前衛與通俗混沌難分的創作場景裡，把敘事者給殺掉！

這麼低調（Low Profile）的手法，不會有人發現吧？

德裔美國詩人布考斯基形容海明威用槍把自己的腦袋轟到牆上「很有風格」，而讓鮑伊深深著迷的三島由紀夫，政變失敗後選擇切腹自殺。極端的處境常令創作者鋌而走險，有時以一條命為代價，鮑伊當時的精神分裂反過來救了他，他不用真的殺死自己，只要埋葬那個代理人——在華麗搖滾劇場裡幫他說話的角色。

直到《低》之前，出道十多年的鮑伊不曾錄製過一首演奏曲，他是寫詞的能手，善於在歌曲中創造分身，那些不尋常的「演員」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穿過鮑伊的心靈迷宮，拾撿日常的遺跡，留下戲劇性的切片。

暫時失語的鮑伊，在柏林放下了說話的渴望，《低》有半數以上的歌都沒有歌詞，即使有詞的曲目，文字飄浮而簡約，他用疏離的聲音唱著，像站在退潮的沙灘上喃喃自語。身分的瓦解，情節的不復存在，《低》充滿朦朧碎片化的聲音特徵，沒有敘事，自然就沒有結局。

在製作人托尼．維斯康蒂與另一號革命性人物布萊恩．伊諾的協助下，錄音室本體作為一種樂器——或者，一架航空器，它飛過圍牆，在未知的軌道上探索聲響的質地與意識的流體。〈華沙〉的東歐風味、幽靈般的吟唱聲，可以是《大開眼戒》性祭典的配樂；〈哭牆〉的迴圈式電子脈動是他和史蒂夫．瑞奇的量子糾纏；收尾曲〈地下〉則將午夜的氛圍摹寫得淋漓盡致，那段薩克斯風就是鮑伊本人吹的。

將「流行」轉回自我的層面，讓方向成為浮標而不是目標，整張專輯浸滿懷舊的未來感，像在紀念一個尚未發生過的事件。

1980年代鮑伊彷彿大夢初醒，走到前衛與通俗的接合點，變回體育場裡呼風喚雨的巨星，並接演大島渚的《俘虜》。一如他在專輯裡唱著的：「我住遍了全世界，我離開了每一個地方。」《低》是他生涯最重要的一次過場，也是那趟柏林旅程的負片——只有出發和到達，沒有途中。

整個英倫後龐克世代都從《低》的基調上誕生（Joy Division最初就名為華沙），從OMD到Nine Inch Nails，不同流派的樂團用力模仿著《低》崩塌的鼓聲。〈總是撞上同一輛車〉孕育出Pulp經典的旋律，〈做我的妻子〉教會Blur如何編一首曲子，而Radiohead那首黯淡的〈Treefingers〉，本質上是對《低》B面的描摹。

但再沒有誰能和鮑伊一樣，用一張如此美麗的專輯，創造出如此陰鬱的內在宇宙，就像巔峰過後的感覺，一切都在倒退，一切都在下沉。

｜特別收錄｜大衛．鮑伊的舞臺人格／馬世芳

大衛．鮑伊在1972年「發明」了搖滾樂史上最著名的「舞臺人格」齊格．星塵（Ziggy Stardust）：他是鮑伊那張概念專輯《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的主角。故事說：地球只剩五年就要毀滅，齊格．星塵以彌賽亞的姿態降臨地球，這位雌雄同體的外星搖滾客帶著救贖人類的訊息，最終卻被自己失控的生活方式和瘋狂的粉絲掏空毀滅。

和 The Who 的「搖滾歌劇」《Tommy》不一樣，《Ziggy Stardust》並沒有起承轉合的敘事結構，而是分散的篇章，歌曲各自獨立，故事架構很鬆散。假如只看故事情節，不過就是一部二流科幻小說罷了。然而，鮑伊寫出了一系列極好的歌，結合過耳難忘的旋律、高超的樂手和值得摘抄的詩句，齊格．星塵這角色，遂與專輯一起不朽了。

從1972年到1973年，大衛．鮑伊染紅了頭髮，剃掉眉毛，化一臉白妝，穿上極其妖豔怪異的服裝，足登「恨天高」的長靴，以「齊格．星塵」的身分巡迴演出，凡是出現在公眾場合，包括媒體訪談、記者會，他都在「齊格．星塵」的角色裡。他的伴奏樂團，自然就是唱片標題「火星蜘蛛」（The Spiders from Mars）。用現在的說法，這算是整個 Cosplay 他自己創造的虛擬角色。「大衛．鮑伊」的身分退讓給「齊格．星塵」，整個巡演就是在重演唱片裡的情節，而千千萬萬在演唱會狂歡掉淚的樂迷，既是這「齊格教派」的信徒，也是故事裡毀掉了齊格．星塵的力量。

鮑伊入戲太深，齊格．星塵的「第二人格」漸漸侵蝕到他的「私我」，兩者漸漸難分難解，他後來說：當時「我變成一個危險人物，也真的懷疑自己的理智是不是整個壞掉了」。1973年7月3 日的倫敦演唱會最後，他在臺上說：「這場演出我們都會特別記得，因為這不但是這次巡演的最後一場，也是我們的最後一場演唱會。」觀眾爆出驚愕的呼號，以為大衛．鮑伊要退休了。他唱完自我獻祭給搖滾之神的悲壯頌歌 Rock ‘N’ Roll Suicide，鞠躬下臺。

其實退休的是齊格．星塵，那個紅髮異服的雌雄同體外星搖滾客，從此永遠告別舞臺。過了兩年，大衛．鮑伊又創造出新的「舞臺人格」：「瘦白公爵」（The Thin White Duke），一位貴公子，穿一身考究的訂製西裝，金髮梳得整整齊齊，抹著白白的臉妝，姿態冷淡而高傲，對法西斯和納粹頗感興趣。進入1970年代中期，鮑伊的古柯鹼癮頭愈來愈厲害，他甚至有一段時間，只攝取青椒、紅椒、牛奶和大量的古柯鹼。和「齊格．星塵」一樣，「瘦白公爵」的人格也從舞臺上蔓延到他的私生活，他以這個冷漠的形象遮掩內心的幻滅和沉淪，後來他回憶，那段不斷吸古柯鹼自我麻痺、把自己和人世情感隔離的歲月，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低潮。

大衛．鮑伊畢竟沒有在1976年29歲嗑藥掛掉──他有好幾次吸食過量的意外，但都僥倖逃過死劫。1977年，他痛定思痛，決定離開紙醉金迷的美國西岸，遠赴歐洲，找個沒人認識他的地方住下來，順便把古柯鹼戒了。他選擇了柏林：那還是冷戰的年代，大衛．鮑伊和老友伊吉．帕普一起租了間西柏林的小公寓，雙雙開始戒毒人生，並且開展了藝術生命的新階段：他和大師布萊恩．伊諾在柏林圍牆邊的錄音室做出了《低》、《「英雄」》兩張曠世經典，延續到 1977 年的《房客》專輯，史稱「柏林三部曲」，是他藝術生命的又一次大轉彎。有人說：大衛．鮑伊就在這裡創造了搖滾的未來。

鮑伊起初創造出舞臺上的「第二人格」，或許出於「安全感」：他可以把作為明星必須承擔的一切瘋狂、非常態的事情，都交給那個人格，留下相對完整的「私我」。始料未及的是，「第二人格」像不斷生長的異形怪獸，反噬了「私我」，漸漸連原本的自己都不見了，只剩下混沌與混亂。不過，這走鋼索的地獄試煉，他居然全身而退。感謝上蒼讓他活到了69歲，而且直到生命的終點，仍然處在創作的顛峰──這實在是地球人的福氣。（原題〈大衛鮑伊的舞臺人格──小心你創造出來的東西〉收錄於小日子享生活誌第46期 ）

｜譯後語｜冷冽疏離電子聲響背後的炙熱靈魂／楊久穎

大衛．鮑伊始終獨特。

他的獨特，並不僅來自於標新立異、百變多樣、打破性別界限、前衛豐沛的創作能量、走在時尚尖端引領風潮……等等眾人耳熟能詳、冠冕堂皇的標籤，其實，最讓人難忘的，就是大衛．鮑伊的美麗。

無論是他銳利的眼神，裝扮，一顰一笑，一個轉身、一次抬手，對從幾乎是童年時期開始就因為在電視上看了《魔王迷宮》（Labyrinth）而一頭栽進他所散發出詭譎魅力的小小歌迷，聆聽大衛．鮑伊的音樂、看著大衛．鮑伊的面容，都成為生命中一次又一次衝撞著心靈、激盪出星點火花、讓魂魄不斷潰散成點點碎片又再凝聚、融化之後再重新結晶的過程。

而在年歲增長之後，漸漸開始深究大衛．鮑伊的歌曲，從搖滾樂史脈絡的淵源、乃至他與現代藝術、思想潮流的結合（或糾葛？）、以及那些充滿隱晦比喻與象徵意涵、詩意無限的歌詞，開啟的是另一扇文學與藝術的高窗，努力攀爬、奮力開啟，外面如彩虹霓霞的繽紛光景，讓渴求著一切的年輕心靈都雀躍興奮不已。而稍晚，有現場演唱會錄影可看的年代，螢光幕上的大衛．鮑伊之善於掌握現場氣氛，也使他在舞臺上的婀娜身姿、煙視媚行，無不讓人心馳神迷。而且，除了歌迷的狂熱愛戀，更免不了懷著一種彷彿參拜著崇高神祇的尊敬。

然而，在這大眾傳播的時代，唯有作品本身可以面對的茫茫閱聽人如你我，自以為可以透過這些聲音、光影理解作者，但我們其實都很有自知之明：如果大衛．鮑伊（和其他眾多令人深深迷戀、在各個領域綻放著璀璨七彩光芒的偶像）是那高懸天空之月，那，一定有很多你我永遠無法得知的月之闇面。

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這本書非常精準而有效地，透過音樂本身、透過當時的社會文化情境、藝術潮流、再加上對鮑伊本人精神／情感／創作心理狀態的深入研究、記錄與解析，拼湊出一份幾近完整的地圖，讓我們更貼近那個偉大心靈的種種層面。

的確，從大衛．鮑伊在《低》專輯之前的作品，我們多多少少可以旁觀、整理出他創作成長的心路歷程；兒童時期便以強大的美貌、優秀的音樂與表演才藝受到矚目，從1967年初出茅廬的同名專輯《David Bowie》，以及1969年讓他聲名大噪的《Space Oddity》，對孤獨、以及家族遺傳性精神疾病的恐懼、脆弱與徬徨，形塑出蒼白慘綠的少年形象，乃至他為自己打造出齊格．星塵（Ziggy Stardust）這個華麗的外星人角色，宣稱自己是一隻來自火星的蜘蛛，展現雌雄同體的華麗以及異物種的詭譎；另外更以神祕的「瘦白公爵」（The Thin White Duke）形象在舞臺上現身，每一次轉身，都是滿滿的故事，也掀起一次時尚界的波濤洶湧；每一首音樂作品，也都帶領人飄浮、飛翔，在黑暗中勇於前進。大衛．鮑伊「新想法的煽動者」地位，在1970年代前期，便如是確立了。

而歷經功成名就、被眾人捧上天的偶像巨星生涯之後，大衛．鮑伊與其驕矜奢縱，反而迎來了更多心理上的脆弱、恐懼、以及對更進一步藝術創作的深切渴望；1974年，他搬到美國這個搖滾樂的故鄉，首先住在紐約，後來定居洛杉磯，同年發行的《鑽石狗》和1975年的《年輕美國人》、1976年的《站到站》（美國三部曲）雖同樣被視為經典，但卻為鮑伊的精神狀態帶來更大的壓力，神祕信仰、另類古文明、黑魔術、極端飲食、藥物、各種另類治療……充斥他整個心靈，後來回到歐洲進行創作與錄製的《低》，也就是後來柏林三部曲的開端，不啻為他休養生息、重新拾回靈魂碎片的一次創作歷程。

《低》的故事，雨果．威爾肯說得可謂極其詳盡；他旁敲側擊當時大衛．鮑伊回到歐洲的心理狀態，當時的社會文化情境脈絡，再透過各種資料與訪談，耙梳這張專輯中鮑伊與伊吉．帕普、布萊恩．伊諾與其他工作人員的合作模式，以逐歌的方式，將《低》的每首樂曲，都透視得一清二楚，我們看到大衛．鮑伊在自律／自毀之中的擺盪，在創作上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以及那種在飽受壓力（包括離婚官司、精神狀態不穩定等等）的掙扎之下，冷冽疏離又內省低調的電子聲響背後的炙熱靈魂。

有人說，鮑伊是所有自覺與人群格格不入的異類、邊緣者的救贖；他勇敢而瀟灑地把所有與眾不同、所有特立獨行、所有異端甚至是禁忌的，都化為眾人皆認可、甚至耽溺癡迷其中的絕對美麗；他一生中不斷訴說的，就是一個勇於自我揭露、不怕改變卻也不媚俗的故事，不管是用音樂、表演、或是個人形象，有了鮑伊，這世界上有多少徬徨無依、激昂叛逆的心靈，就這樣得到了安撫。

前言／雨果．威爾肯

我第一次聽到《低》（Low）是在1979年末，15歲生日後不久。我的一個哥哥寄來一卷在家裡從黑膠唱片翻拷下來的卡帶。當時我遠離家人和家鄉澳洲，以學習法語的名義，在法國北部的敦克爾克（Dunkirk）上了一個學期的課。敦克爾克是一個城市的灰色幻影；在二戰期間被摧毀，之後又根據原始規畫重建。每棟建築裡，都內含著那被炸彈轟炸的孿生兄弟之幽魂。城市的邊緣，則是一片綿延數里、寬闊荒涼的海灘。退潮時，可以看到1940年盟軍絕望撤離時，終究未能渡過英吉利海峽的船隻殘骸。弗蘭德斯（Flanders）離這裡的東邊只有12公里遠，敦克爾克周圍的地貌也是類似的──螢光色的綠色田野，一望無際的平地，對於來自多丘陵的雪梨（Sydney）人來說，相當難以適應。冬天，北方灰藍色的天空壓抑地低垂著，細雨綿綿。我的法語很不怎麼樣，難以和人溝通，更加深了一個15歲男孩與生俱來的孤獨感。當然，《低》是最完美的背景音樂。

15歲是躲在臥室搞自閉的年齡，而《低》裡5首有歌詞的歌曲，其中3首都以撤回臥室作為孤獨的象徵。這也是一個對知識充滿貪婪好奇心的年紀， 對書籍、藝術和音樂狼吞虎嚥，意圖進入新的想像世界。《低》似乎正可讓人瞥見這樣一個世界，一個我並不真正了解的世界，顛覆了我對一張流行唱片到底該是如何的預期。〈總是撞上同一輛車〉（Always Crashing in the Same Car）有一種夢境反覆出現的詭異感；〈新城鎮的新工作〉（A New Career in a New Town）有一種讓人嚮往的感覺，既前瞻也回顧了過往。第二面的樂器演奏，則根本不是流行音樂，而且標題也充滿暗喻，例如雙關語〈藝術十年〉（Art Decade）、 〈哭牆〉（Weeping Wall）、〈地下〉（Subterraneans），暗示著漸漸消失的文明墜入地面。這張專輯讓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1980年代，大衛．鮑伊放棄了他的藝術神祕感，搖身變成登上體育場大舞臺的巨星，而我的興趣也轉移到了其他事物上。近期，在某種程度上，他挽回了自己的名聲，但直到最近幾年內，我的注意力才重新回到了如今相當令人著迷的那個時刻，也就是1970年代中期，鮑伊、布萊恩．伊諾（Brian Eno）或發電廠樂團（Kraftwerk）這樣的人們，重新定義了流行樂和搖滾樂的互動。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想把實驗性的、歐洲式的感覺，注入一個以美國概念為主的媒介之中。當然，自從沃荷（Warhol）、李奇登斯坦（Lichtenstein）和其他普普藝術創新者在1960年代初期出現以後，高級藝術與低級藝術就一直在相互碰撞。但如果說1960年代是藝術與流行美學的貧民窟，那麼1970年代中期的狀況則剛好相反；普普走向了藝術化。《低》那現代主義異化的氛圍，它的表現主義，它對節奏藍調、電子、極簡主義和由過程驅動技術那些兼容並蓄的混合，它對敘事的懷疑，都標示著此一發展的高點。

我不想把《低》套入任何一種偉大作品的典範之中。對我來說，這似乎是將另一個時代和不同文化事業的價值理念強加於人。沒有多少現代文化可以再受到這種對待了，流行文化當然也不行。沒有一張專輯在脫離所有其他歌曲與專輯的支持、脫離它所源自的整個混合文化結構之後，還能承擔偉大的重量。這就是流行文化的力量，而非它的弱點。這就是為什麼在本書中，我將討論《低》的周遭元素，幾乎和談論《低》本身一樣多──看看《低》與文化矩陣上的其他他點有何關聯，來自哪裡，如何符合鮑伊的藝術發展。簡言之，就是鮑伊所說的，是哪些成分讓他製作了一張專輯，捕捉到了「一種對未來的嚮往感，而我們都知道這種嚮往永遠不會實現。」

內文試閱　 ＠

｜鬼城city of ghosts｜

9月底，大部分音軌完成之後，鮑伊動身前往柏林，那將是他完成專輯製作與混音的地點。這次遷徙其實已經醞釀良久，鮑伊最後會在這座城市停留超過兩年的時間。起初，他住在蓋魯斯大飯店（Hotel Gehrus）的一間套房裡，位於離格呂內瓦爾德（Grunewald）森林不遠的一座古堡中，但很快就搬到了舒能堡（Schoneburg）區大街（Hauptstrasse）155號的一幢十九世紀樓房住宅裡，就在一家賣汽車零件的商店樓上。這棟建築雖然比起法國和德國的城堡遜色不少，但還是有一種破舊的華麗感，有著通往街道的鍛鐵大門。鮑伊在二樓的公寓有七間房間，雖然年久失修，但裡面的鑲木地板、高高的天花板、裝飾性的簷角和鑲板門，讓人想起另一個時代的高級資產階級的拘謹魅力。伊吉（儘管他很快就會搬到四樓自己的公寓）、可可、鮑伊的兒子和保姆（她也曾在城堡裡和他在一起）都有各自的房間；也有鮑伊的辦公室，還有一個藝術工作室──鮑伊喜歡畫一些模仿表現主義風格的肖像畫。在他的臥室裡，床頭掛著他自己畫的日本小說家三島由紀夫的肖像；這位小說家在一次悲劇性的試圖政變之後，以儀式方式自殺了（換句話說，這是一位非常具有鮑伊風格的人物）。

鮑伊不再把頭髮染成橘色，還留起了小鬍子，並開始穿上工人的連身工作服作為一種偽裝，儘管在柏林的樂趣之一就是沒什麼人會打擾他。他很快就養成習慣，在床上躺到下午，然後喝著咖啡、柳橙汁配香菸當早午餐，接著走到漢莎錄音室，並經常在那裡徹夜工作。當時，他也沉迷於日間的娛樂，包括在咖啡館閒晃，並與伊吉和可可一起騎著自行車，在開闊的城市裡繞來繞去。「我幾乎無法表達我在那裡體驗到的自由感，」他在2001年告訴《一刀未剪》（Uncut）雜誌，「有些時候，我們三個人會跳上汽車，像瘋了一樣開車穿過東德，然後駛入黑森林，在任何一個吸引我們目光的小村莊停下來。這樣一走就是好幾天。又或者，我們會在冬天的日子裡，在萬湖（Wannsee）吃一整個下午長長的午餐。那個地方有一個玻璃屋頂，四周被樹木包圍著，依然散發著一種1920年代早已消失的柏林氛圍。」

他經常參觀柏林圍牆兩側的藝術館，但他最喜歡的是位於柏林郊區達勒姆（Dahlem）的「橋社」博物館，該博物館專門收藏一次大戰前在柏林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一批藝術家的作品。「橋社」運動──其中包括克爾希納（Kirchner）、布雷爾（Bleyl）、赫克爾（Heckel）和諾爾德（Nolde）等藝術家──發展出一種印象主義的作畫風格，目的不在於對主題進行任何形式的現實主義解讀，而是一種內在的情感。風景被簡化為寬闊的筆觸，色彩也抽象化，直至脫離物件，反過來變成僅是表達內心狀態的一份載體。正如法國的立體派從原始藝術的簡樸和誇張中獲得靈感一樣，「橋社」的藝術家們從中世紀木刻畫的粗線條與留白的設計中尋找靈感，創造了一個德國版的巴黎前衛場景。儘管作品以精神重建作為一種壓倒性的主題，但本身卻散發出一種陰鬱的焦慮和懷舊的憂鬱感；肖像畫往往有一種奇怪的距離感，就像鬧鬼的面具。

「橋社」藝術家（以及整體的表現主義）對鮑伊來說，不僅僅是一時的迷戀，這種興趣從在讀藝術學校時便一直跟隨著他。「在柏林的時候，我會在小商店裡找到『橋社』畫派的古老木刻版畫，價格令人難以置信，這樣的購買方式真是太棒了。」他們的作品和《低》第二面的向內轉折，有著明顯的哲學聯繫，也就是把風景作為情感的概念。「這是一種藝術形式，它並非透過事件，而是透過情緒來反映生活，」鮑伊在2001年說，「這就是我覺得我的作品要走的方向。」

在晚上，鮑伊探索了柏林神話被剝開的另一個層面。夜店風潮是一種極新與極舊事物的奇異混合體，有點像當時柏林的人口──中生代在戰爭災難中被掃地出門。伊基的〈混跡夜店〉（Nightclubbing）足以讓人感受到與鮑伊一起在瓷磚上鬼混的感覺。他們倆經常上酒館，還有一家變裝癖酒吧，一位七十五歲的藝術經紀人向鮑伊解釋道，他從1920年代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的時代就開始去那裡，那兒的天鵝絨座椅和霧濛濛的鏡子，從戰前就一直保存得很好。在羅米．海格的俱樂部裡，「她在一個大約十英尺寬的舞臺上進行表演，曾經有高達二十個人在那個舞臺上，表演這些快速的小品，」維斯康蒂回憶說，「他們會把閃光燈打開，然後搭配唱片演出一些默劇動作。我記得羅米自己對大衛的一首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做了一次很棒的默劇表演，但唱片播放時加速了，所以聲音就像女性的音域一樣。你會有一種奇異感，覺得自己是在費里尼（Fellini）的電影裡。」正是這種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式的風格，讓鮑伊在最初來到柏林的幾個月裡，深深地迷戀上了這座城市。當時的照片顯示，鮑伊戴著前面有夾子的淺頂軟呢帽，身穿皮大衣，非常有威瑪時期柏林人的風範。

城市裡，人們的年齡均衡之下，柏林也充滿了年輕人，尤其是藝術家，他們受到政府慷慨的資助計畫和免除國民兵役的規定，被吸引到這座城市來。西柏林由於地理上的孤立，基本上工業都被清除，留下了巨大的倉庫空間，藝術家和音樂家在政府的協助下，把它們改造成工作室。這造成了一種充滿活力的另類文化；音樂家們在漢莎錄音室裡來來往往，而鮑伊則與「橙橘之夢樂團」的愛德格．弗羅斯這樣的人進行社交，他與他們共用一個建造在舊劇院裡的排練舞臺。很多時候，鮑伊會「和知識份子與垮掉的一代，一起在克魯茲貝格（Kreutzberg）的「放逐」（Exile）餐廳裡閒逛。在後面，他們有一個煙霧繚繞的房間，裡面有一張撞球桌，有點像另一個客廳，只不過裡面的人總是在變化。」

但最初的幾個月是痛苦難忘的。他和伊吉來到柏林，是為了「在世界的海洛因之都，戒掉毒品」，這是伊吉的說法──不過，幸虧海洛因沒什麼吸引力。鮑伊已經減少了古柯鹼的攝取量，但尚未完全戒掉這習慣；有些早晨，他還是會把自己鎖在浴室裡。其它日子，他可能會幹掉一瓶威士忌，「只是為了擺脫抑鬱症」。有一次，他被人看到在酒吧裡，獨自一人啜泣。而且他仍受偏執狂之苦，對那些吸他血的「螞蟥」（leeches）極為著迷。他可能會陷入自閉症的疏離狀態，在別人想要跟他說話時，拒絕看著對方的眼睛，而且開始亂塗亂畫。「他的職責在於工作，他的喜悅在於討論──如果咕噥著喃喃自語的『是』或『否』能夠被提升為討論的話。」漢莎的一位同事這樣說。

基本上，鮑伊使用的古柯鹼越少，他喝的酒就越多。一位在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啤酒屋的工作人員記得他在喝了一加侖的君王皮爾森啤酒（König-Pilsener）之後，在水溝裡嘔吐。「幾乎每次我在柏林見到他時，他都是醉醺醺的，或者正在努力喝醉。」安姬在她的傳記中寫道。她會無預期地出現在柏林，讓鮑伊陷入情緒的混亂之中。某一回她來的時候，鮑伊有一次焦慮發作，讓他以為自己的心臟出了問題，結果在醫院裡過了一夜。「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去柏林。他從來沒有問過我是不是想住在那裡。大衛從來沒有想過要在家裡陪我和左伊（Zowie）。他的無聊臨界點太強烈，無法共同生活。他毫無預兆地從天才變成了古怪乖僻的人。」當安姬在嫉妒的憤怒中，要求鮑伊解僱他的助手可琳時，一切就變得更戲劇性了。鮑伊拒絕後，安姬試圖燒掉可琳的房間，然後把她的衣服和床一起劃爛，丟到街上，接著搭下一班飛機離開柏林。後來安姬和鮑伊只再見過一次面，交換關於兩人離婚的法律文件。

柏林是一座孤島，與世隔絕，但也大到足以讓人迷失其中。柏林神話的每一層，似乎都反映了鮑伊個人形象中的某些東西──表現主義藝術家；酒館的頹廢；納粹的超級狂熱；災難性的毀滅；柏林圍牆後的孤立；冷戰時期的蕭條；永不離去的幽靈。最重要的是，柏林並不十分真實。它的軍事區，建築上仍留下彈孔的痕跡；瞭望塔；施佩爾的巨石遺跡；被炸毀的建築物旁邊就是閃亮的新建築；巨大的黑色坦克在街道上隆隆作響……正如維斯康蒂所說：「你可能已經在《囚徒》（The Prisoner）的場景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