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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史: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一百五十年華人史詩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作者:張純如 Iris Chang

譯者:陳榮彬

出版品牌: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8-10-03

產品編號:978957863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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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選書

 

 

從勞工到網路新貴,跨越150華人史詩

本書榮獲《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評選為2004年年度好

 

 「內容豐富而鉅細靡遺。在類似的導論式書籍中,沒有任何一本書比得過這本層次分明且字裡行間充滿情感的《美國華人史》。」──耶魯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美國華人史》是一個離散飄泊、橫跨一百五十年的史詩故事。每個年代都有許多華人離開故鄉,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來到異國,有的前往美國落地生根。在十九世紀中葉華人開始大舉遷居,當時年輕的美國仍百廢待興,今天能有這番成就,相當程度上是因為華人移民在獲得美國收留後,在各個領域都有所貢獻。

 本書是張純如的第三本著作,她在〈前言〉指出,該書的誕生與南京大屠殺的書有關。當《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後,她應邀到各地巡迴演講,結識了各種不同背景的華人,有十九世紀鐵路工的後代、拿獎學金來美國唸書的新移民、不識字的工廠工人、頂尖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躲過日軍殘酷暴行的年邁倖存者,還有被白人父母收養的華人小女孩,加上她身為第二代美國華人的背景,因此對華人多元複雜的歷史產生高度的興趣。華人在美國的種種遭遇,尤其是受到的不公與歧視,再度激發她的義憤,成為觸發她撰寫這本書的動機。

 美國華人的歷史與美國、中國、臺灣甚至國際局勢都有密不可分的連動關係,美國華人移民的境遇在各個動盪的年代起起伏伏。在其筆下,我們看到華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來到美國,除了決心重塑自己的身分與命運,他們為了功成名就,必須克服重重險阻。作者記錄下一波波在各個年代美國華人與其後代子孫的種種經歷和成就:他們幫收留他們的國家興建基礎建設、對抗種族歧視與各種排華法案、在黑人與白人的緊張對立中夾縫求生、對科技發展卓越的貢獻,也曾寫下許多文學經典,同時影響了美國人對於種族與族群的想法。這是一本交織了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史書,作者並將許多個人故事安插在敘事中,而她的觀點往往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讓人了解「美國華人」這個族裔身分有何涵義,並擴大了「美國人」的定義,也打破了長久以來對於美國華人的迷思。

 如果說《美國華人史》是一個離散飄泊的旅程,那麼對作者張純如來說,寫這本書也是一個旅程。因為寫書讓她埋首數量龐大的史料中,包括口述歷史、自傳、華文報紙、日記、法庭和移民記錄等,她從中看到華人的種種經驗,也看出華人如何成為美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本書中,她試著展現出美國華人從過去到現在的實際狀況,還原他們多樣化的真實面貌,把他們描繪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追夢人。

張純如,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新聞學學士,曾短暫於芝加哥當過記者,後來獲頒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研習計畫獎學金,前往該校深造,取得碩士學位。她的第一本書《蠶絲︰錢學森傳》(Thread of the Silkworm, 1996)為向來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導彈之父」的錢學森立傳。第二本著作《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 1997)是國際暢銷書,該書重新檢視了二戰戰史中最慘無人道的一頁紀錄。《美國華人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 2003)是她第三本也是最後一本著作,她在書中試圖勾勒出華人在美國留下的150年壯闊史詩。張純如是美國年輕史家中的佼佼者,曾獲得許多殊榮,包括麥克阿瑟基金會的「和平與國際合作計畫」獎、華裔美國人組織(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頒發的年度女性獎,以及俄亥俄州伍斯特學院(College of Wooster)與加州州立大學海沃德(Hayward)分校的榮譽博士學位。她的許多作品發表於《新聞週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曾多次獲電視與廣播節目專訪,並受邀前往各地演說。張純如已於200411月離世。

陳榮彬,臺大翻譯碩士學程專任助理教授,並長期為臺大臺文所開課,研究興趣主要為文學翻譯以及現代華語小說英譯史。著有《危險的友誼:超譯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南方家園)。曾以《繪畫與眼淚》、《血之祕史》與《我們的河》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五十種,近期譯作有《齊瓦哥事件》、《戰地鐘聲》、《昆蟲誌》與《火藥時代》。曾擔任第四十一屆金鼎獎評審。

第四章 金山的淘金客(節錄)

 

  根據知名史家修伯特.班克洛夫特(Hubert H. Bancroft)的研究指出,第一艘從廣州開往舊金山的船艦是美國老鷹號(American Eagle),時間為一八四八年二月,也就是人們在薩特鋸木廠發現黃金後的隔一個月,遠遠早於發現黃金的消息傳到中國的時間點。船上有兩男一女,總共三個中國人。同一年四月,據《舊金報》(San Francisco Star)報導,「有兩三個『天朝子民』」(這的確是當時對於中國人的某種通稱;譯註:中國向來被稱為「天朝」(celestial kingdom),所以中國人才會有「天朝子民」的外號)在該市找到工作。此事之所以會見報,正意味著這兩三個人也許是第一批在三藩市落腳的中國人。

  隨著來到美國的華人愈來愈多(根據某個統計數字顯示,一八四九年有三百二十五位華人抵達加州,然後在一八五○年則為四百五十人,不過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很快就前往鄉間的採礦區工作),在舊金山居留的華人開始聚集在沙加緬度街(Sacramento Street)與杜邦街(Dupont Street),而且這個區域很快就逐漸擴充為十個街區,區域的最外圍包括加州街、傑克森街(Jackson Street)、史塔克頓街(Stockton Street)、卡尼街(Kearney)與太平洋街(Pacific Street)。這個一度被稱為「小中國」、「小廣州」或「中國區」(Chinese quarter)的華人區最後演變成我們現在所謂的舊金山中國城(Chinatown)。這個地方和舊金山市其他區域沒兩樣,變得愈來愈擁擠,原本布滿一間間小棚屋,後來發展出建物櫛比鱗次的都市景觀。有些華人就地取材,自己搭建出簡陋小木屋,也有人的建材是從香港運來的樹木枝幹,加工後才組裝在一起。華人在小屋裡營造出類似於舊家的氛圍,除了磚爐之外,煙囪搭建在靠窗的地方或陽台上,若不是以磚頭砌成,就是在鐵皮箱中填土,變成可以排煙的克難煙囪。他們稱舊金山為「大埠」,意即大城市。

  當地很快也出現了一些專賣中國雜貨的店鋪。如同當時某個白人所觀察到的,雜貨店裡擺滿了茶葉、火腿、魚乾和鴨肉等貨品。小販們用竹竿挑著手工編織的籃子兜售蔬菜水果,也有人在人行道上舖墊子,賣起了獵物的肉。這個地區到處都可以聞到魚腥味,因為有很多華人漁夫在灣區捕魚,賣給當礦工的同胞。他們在地上把魚弄乾,然後以麻袋、箱子或桶子分裝。有些魚肉則是灑上鹽巴,擺到碎石屋頂上,在烈日下醃製成魚乾。

  舊金山的華人社群愈來愈龐大。到了一八五一年,已經有至少二七一六位華人新移民在舊金山上岸,隔年這數字更是爆增為兩萬多人,不過其中有許多人只是暫時停留就分散到各個金礦礦場去了。此外,大概在這時候也開始有愈來愈多華人礦工回到舊金山,很多人光是靠賣吃的給他們就賺了大錢,而且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為了滿足華人需求的各種生意也隨之開始蓬勃發展了起來。

  在各國文化中,吃東西通常不只是為了攝取營養,社交功能也很重要。不過中國人向來主張「民以食為天」,因此幾千年來不僅將菜餚當成生活必需品,而且是某種崇高的藝術形式。所以,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只要有華人礦工的地方,很快就會開起中國餐館。最早在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舊金山的《艾爾塔加州日報》(Daily Alta California)曾經報導過,大約三百個華人聚在傑克森街上的某家廣州餐廳裡吃飯。在那餐廳裡,就算只有一個晚上而已,大夥兒還是可以暫時忘掉自己是孤寂的新移民,家人都遠在幾千英里外的老家裡。

  但喜歡吃中國家常菜餚的舊金山居民並非都是華人。過沒多久,中國城變成各國人士趨之若鶩的覓食地點。最早成立的中國「餐館」其實只不過是一些開在地下室的便宜小吃店,只要花一美元就能大快朵頤,也可以把骨頭吐到地上也無所謂,現在店家紛紛掛起了黃色的絲質三角旗幟,好讓遊客們辨識。不過,很快地就有更氣派體面的餐館問世,紅綠相間的陽台上掛著點亮的燈籠。餐館內部的裝潢散發著富麗堂皇的氛圍,裡面擺著從中國進口到美國的木質屏風,還有煤氣吊燈、大理石與雕花紅木傢俱,給顧客享用的是燕窩湯與魚翅羹等罕見菜餚。

  各族裔的舊金山人實在是太愛中國餐館,這些餐館很快就變成能幫舊金山招徠全美各地觀光客的賣點。這一時期的旅遊指南往往會向人們推薦舊金山的中國菜餚,其中某些把中國餐館的菜餚稱為「中式雜燴」(Chinese “chow chows”)。

  礦工威廉.蕭(William Shaw)曾在他的回憶錄《夢醒金山》(Golden Dreams and Waking Realities,一八五一年出版)寫道:「舊金山最棒的覓食處都是天朝人開的中國風味餐館。菜餚大多是裝在小碟子裡,以辣醬、切碎的菜肉與原汁肉塊烹煮而成,因為實在是太美味了,我捨不得詢問他們用了哪些食材,以免壞了胃口。」

  不過,並非所有中國餐館的菜餚都真的是源自於中國。根據淘金熱時代的一則傳奇故事,某天深夜一群醉醺醺的白人礦工闖進一家舊金山餐館。儘管要打烊了,但那華人老闆很識相,決定讓他們留在店裡吃飯,以免他們鬧事砸店。他的廚子把剩餘的食材放進鍋裡翻炒,做好了一道有菜有肉、浸潤在肉汁裡的菜餚,並稱之為「雜碎」(chop suey)。這道剛剛問世的中國菜讓那些礦工驚艷不已,很就變成舊金山的一道名菜。

  在餐飲業大發利市後,華人很快就開始尋找其他賺錢的方式。諷刺的是,許多華人意識到家事服務是一門能讓他們發財的生意。在那還沒有防皺布料的時代裡,洗衣燙衣真是一樁既困難又無聊的苦差事,而且大多數白人都不屑去幹那種活。大家都覺得那是女人該做的事,但當時西部的女人少之又少,家事人力極度缺乏。淘金熱時代的許多加州人無論是華人或白人都是把髒衣服運到香港去洗,但價格極其昂貴(十二件襯衫要價十二美元),而且往返需要四個月。然而,與運往美國東部去處理相較,把骯髒的亞麻襯衫運往亞洲清洗還是比較便宜而快速。檀香山的洗衣工很快就掌握住這商機,以十二件襯衫收費八美元提供服務。最後,舊金山的男性華人發現這龐大市場存在,於是動手搶生意。該市史上第一位華人洗衣工是李華(Wah Lee,音譯),他在一八五一年掛了一面寫著「洗衣燙衣」(WASH‘NG AND IRON’NG)的招牌,做起了生意,幫人洗十二件襯衫只收五美元。

  華人也開起了古董店,吸引許多白人礦工拿出金粉來換取各種收藏品,包括瓷瓶、象牙雕飾、寶石藝品、東方象棋、水墨畫捲軸、扇子、披巾與茶壺等。如果是小店,店家往往只用俗艷的招牌與紅絲帶來做宣傳,氣派的古董商則是會在店頭設置玻璃櫥窗,在店內擺設豪華的鍍金神壇,以絲質捲軸和祭拜儀式的器具來裝飾。

  到了一八五三年,杜邦街基本上已經是華人的天下,也是舊金山最棒的零售商店聚集區之一。儘管那一帶的房子幾乎沒有任何可觀之處(如同《艾爾塔加州日報》所報導的,那些房子都「只是一些空殼與易燃建材,只要有一丁點火花就能燒起來」),但地理位置絕佳。大多數華人都是賃屋而居,並未自購住宅或店鋪,而白人房東也寧願把房子租給他們,因為與其他國家的白人相較,華人通常願意給較高的房租。例如,租一間房子給白人,每月能收取的租金為兩百美元(這在當時已經算是天價),但租給華人卻可以收到五百美元。一個蓬勃發展的華人商業社群很快就在杜邦街與其他街道出現。到了一八五六年,在一本名為《東方》(Oriental)的工商名錄裡列出了三十三家商店、十五家藥行、五家草藥店、五家餐館、五家理髮廳、五家肉舖、三家民宿、三家木料行、三家裁縫店、兩個銀匠、兩個烘焙師、一個雕匠、一個刻字工、一位口譯員,還有一個幫美國商人拉生意的掮客。

  這些華人移民並不是人人都識字,所以這新生的當地社群很快就需要提供寫字服務的人。甚至某些廣東人的教育程度較好,很快就學起了外語,其中少數甚至不只會講流利的英語,還有西班牙語。他們大都被聘為抄寫員,幫不識字的華人寫信給老家的親戚。少數幾位具備新文書寫的技能,於是創辦了一些在舊金山與加州流通的華文小報。在一八五四年問世的《金山日新錄》(Gold Hills News)很可能是第一份在美國出版的華語報紙。兩年後,《沙架免度新錄》(Chinese Daily News)在加州北部城鎮沙加緬度開始印行,以至於後來當地某位史家評論道:「我們這個城市有那麼多日耳曼語(譯註:當時德國尚未成立)和法語人口,但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紙居然是以華文印行的,真是有點奇怪。」如果這位史家知道華人向來注重教育,也許他就不會感到那麼訝異了。

  華人移民也對藝術與娛樂有強烈需求。一八五二年,第一家華人劇院在舊金山落成,它的所有建材都是在別處製造,然後運來組裝搭建而成的。這座劇院是以佛塔為造型,院內的表演廳可以容納一千名觀眾,舞台後方的壁板上舖著刺繡的布料,四周牆面都以金漆粉刷,牆上畫有閃閃發亮的人物、動物與海怪圖案。常有廣東的劇團受邀來此演出粵劇,一演就是好幾個禮拜,觀眾有華人也有因為好奇而來捧場的白人。有時候演員會在戲文中詳述整個朝代的史詩傳奇故事,為觀眾的夜生活提供娛樂。某位觀眾曾說:「想要把一齣戲的所有戲碼都演完,通常要兩三個月的時間。」看戲時,這些離鄉背井的華人移民可以沉浸在台上演出的英雄故事裡,暫時忘卻他們在美國的卑下地位,也不去想還要多久才能實現美夢。

 

 

第十六章 來自臺灣的美國華人(節錄)

 

  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五○年代期間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就是必須在幾乎一無所有的狀況下打造出現代經濟體系。與許多熱帶國家一樣,臺灣的糧食向來都可自給自足,不太擔心貿易平衡的問題,因此當然也對發展出口貿易沒有興趣。龐大官僚體系的支出大致上還可以靠美援來打平,但國民黨政府高層深知世界時勢瞬息萬變,如果沒辦法賺取收入,臺灣也撐不了多久。

  在國民黨遷臺以前,臺灣基本上仍處於農業社會時代,大多數家庭的種地收入除了餬口以外,所剩無幾。回想起那個年代,除了貧窮之外,很多人都還牢記著某種舒緩、簡樸之美。與漫畫家蔡志忠一起創作《臺灣經濟的苦難與成長》(Taiwan Experience)一書的溫世仁在書中寫道,他小時候居住的農村很少人家中有桌椅,家人都是圍著一張擺放幾道菜的木頭板凳吃地瓜粥,或站或蹲。等到碗盤收走後,板凳又拿回樹下給大家當打盹的地方。學童都是赤腳走路上學,一直要到讀初中家長才會買第一雙鞋給他們。到晚上,因為沒有電可以用,大人會點油燈,小孩則是去抓螢火蟲裝在玻璃瓶裡來照明。

  但這種生活方式很快就會一去不還了。幾十年內,臺灣將會從農業時代警醒,蛻變成世界級的高科技大國,而且人均所得排行名列前茅。一九五○、六○年代期間,臺灣有百分之四十的收入仰仗美援。從一九五一年到六四年,華府每年資助國民黨政府一億美元資金,同時也免費扶植臺灣的某些產業。不過臺灣的政府官員都還記得,當年國民黨會丟掉大陸就是因為美國不願提供支援,因此同樣的事情也有可能會發生在臺灣。臺灣必須培養出自給自足的能力,而且因為採取大刀闊斧的計畫經濟策略,後來也真的做到了。

  國民黨政府首先執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改與財富重新分配計畫,逼迫臺灣地主把大多數農地以低價賣給佃農。稻米、肥料也採用政府專賣制,透過平穩價格來鼓勵農民耕種更多作物,以這種「策略性詐取」的手段創造出剩餘資本,用以投入非農業部門的產業。

  其次,國民黨政府刻意培植可以將產品出口的輕工業,鼓勵企業主投資勞力密集產業,例如罐頭食物、家電、紡織、橡膠與塑膠產品。後來當上副總統的省府主席謝東閔大力推行「客廳即工廠」的運動,如他所言:別抱怨沒有工廠可以進行生產,任誰都能把家中客廳當成代工工廠。這個政策推出後,臺灣的家家戶戶都變成塑膠零件倉庫,大家以手工製造出口產品,換取外匯。〔作者註:某位不願具名,來自臺灣的華人表示他小時候家裡簡直像是個小工廠。從一九四八到七九年,他父親總計購入數噸鐵桶裝的奶粉,還有每一批都數以百計的罐頭食物,他還說,因為罐頭表面已經生鏽,他和家中其他小孩「必須用砂紙把鐵鏽刮掉,讓罐頭看起來像全新的,以便出售。」]

  臺灣的出口產業非常成功,很快就累積出巨額貿易順差。到了一九六五年,美國因為越戰缺錢而中斷美援,但臺灣已經能在財政上自己自足了──儘管軍事上仍須美國協防。事實上,當時臺灣的經濟成長率已傲視全球,擴張速度比任何其他經濟體都還要快。一九七○年代期間,國民黨政府開始把重心從輕工業移往重工業,投資石化、鋼鐵等產業。臺灣的公司也從這年代開始製造計算機與電子遊戲,就此為自己鋪出一條坦途,隨後進入快速成長的電腦產業,稱霸其中某些部門。

  臺灣的經濟成長鼓舞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設法取得科技相關學位,為未來的職涯打下基礎。這是過去日治時期未曾出現過的新風潮,因為當時殖民地政府並未鼓勵臺灣人學習應用物理學或工程學,也許是因為擔心那些專業技術也可以用來製造抗日武器。世家子弟大多主修一些與國防無關的學科,像是醫學與教育。但此時應用物理學與工程學已在臺灣成為顯學,因為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無論臺灣或外國對於高科技人力都求才若渴。(國民黨政府亟需科學專家來填補政府中大量的科技官僚空缺,後來在一九七九年動土興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招募了許多來自美國的科技人才。)

  過沒多久,臺灣輸出品中價值最高的,已經變成留學的年輕人。到了一九六○年代,美國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高枕無憂,因為中蘇皆已開發出原子彈與導彈科技,有能力分別從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另一頭攻擊美國。唯恐輸給冷戰期間的兩大共產對手,美國投入數以十億計的科研經費,用於擴大國防裝備的研發規模,也為各大學提供龐大補助金額。就在美國補助各校研究所的金額大增之際,數以千計的臺灣學生也開始實現他們留學國外的夢想。

  「在學校,老師往往要我們別忘記反攻大陸的使命,」溫世仁回憶道。「但學生卻只關心能不能前往美國深造。」出國才有前途,所以很快的同儕之間對於想要出國留學的人往往讚賞不已,其中又以留學美國為首選。溫世仁還提到,當年甚至有人雖然還沒打定主意,還是假裝要去留學。「他們非得那樣不可,因為任何女孩都不會和沒打算留學的人約會。」

  事實上,想去美國留學的學生都必須多年苦讀,從殘酷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必須通過一連串艱難的入學考試,才能進入初中、高中、大學讀書。為了升學考試,某些學生必須找家教來補習,或是週末去上補習班,甚至逼自己參加密集的升學補習課程,直到半夜。他們苦讀進入明星高中,以那些學校為升學跳板,接著考入臺灣大學等名校,如果在校表現優異,就能爭取到獎學金,前往美國大學的研究所就讀。把英文練好這件事對他們來講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能順利取得美國的博士學位,也是因為這樣才能獲得離臺赴美的許可。大學生必須通過國民黨政府與美國駐臺使館舉辦的英語能力口筆試,才能夠取得雙方核發的出境與入境許可。

  在這重重規定之下,導致臺灣的留學大軍成員幾乎都是最聰明且企圖心最強烈的年輕人。毫無疑問的是,這段時期能取得獎助金前往美國留學者(赴美後必須擔任教學或研究助理),大多是名校臺大的校友,而且他們的背景幾乎都集中於應用物理學與工程學的相關科系。就算是從名望稍遜於臺大的學校畢業,許多畢業生也會找到前往美國留學的門路。某些人會申請幾十甚至幾百間美國學校,直到某家願意提供獎學金。也有人取得入學許可,但沒有申請到獎學金,於是透過別的管道求助,例如向親友借貸,或設法獲得美國教會與基督教組織的贊助。這種狀況創造出一個非常特別的美國華人移民社群。一方面這些移民在某種程度上都具備勇氣、企圖心與冒險精神等條件,但另一方面美國華人社群之所以會出現這個新的群體,也是因為他們在學業上的表現特別傑出,才會獲得青睞—而選擇他們的學校有權決定他們能否實現自己的夢想。

  許多臺灣學生抵美時,美國正歷經史上最激烈的文化轉變過程。一九六○年代是美國年輕人反叛與挑戰社會體制的時代。為了回應這些挑戰,美國社會不得不在一九七○年代進行自我改造。因為社會動盪不安,就連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也備感困惑,但許多臺灣留學生自小生長在飽受壓迫的社會氛圍中,如今眼看美國如此開放,政府面對人民反叛常常不得不讓步,心裡的感受想必更是震驚不已。那是個眾聲喧嘩的年代,美國社會內部的各個不同族群變得越來越激進好鬥。女權日益高漲,要求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呼聲喊得震天價響。美國社會有三分之一大學學齡人口認為婚姻制已經過時了。金恩博士遇刺導致民權運動的理想主義破碎,一批新的黑人領袖崛起,其中許多人嚷嚷著要革命,要用暴力手段推翻美國政府。

  那是個社會大眾幻滅的時代,政府威信蕩然無存。尼克森總統曾誓言終結越戰,但卻還是派部隊到柬埔寨去阻止北越把武器運往南越給當地的越共游擊隊,為此許多美國學生深感遭到背叛。這個決策引發許多美國大學校園的暴動,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有四位學生喪生。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於一九七三年爆發後,因為美國選擇力挺以色列,觸怒了阿拉伯國家,結果他們選擇用大幅提高出口原油價格來報復美國,而美國各大石油公司更是趁火打劫,把油價抬得更高,結果導致美國國內汽油價格飆升。德、日這兩個二戰期間的美國敵國也在一九七○年代崛起,成為美國經濟的競爭者,導致美國在二十世紀首度出現進口多於出口的情況。在美元幣值大跌的同時,通貨膨脹率也飆升到百分之十以上。由於幣值下跌的速度比國內薪水漲幅還要快,美國中產階級享有榮華富貴的美夢也開始動搖了。

  在越戰、政府貪腐與國家經濟問題的多重刺激之下,許多美國青年變得憤世嫉俗,拒絕被社會體制同化。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決定挑戰社會體制,其手段包括排拒消費主義,蔑視美國的大企業,並且以各種方式尋求精神體悟。他們群聚形成嬉皮社群,靠耕種自給自足。他們自發自願地選擇接受了某種泯除階級界線的制服:單寧布牛仔褲。在摒棄傳統布爾喬亞價值之後,他們用各種方式來實驗另類生活,包括同居不婚、同性戀,還有沉迷於迪斯可與毒品中。許多人覺得這些改變頗具解放身心的效果,但其他人卻認為這些終究是愚蠢的享樂主義,象徵著美國文明的衰亡。

書籍代號:2WXA0031

商品條碼EAN:9789578630819

ISBN:9789578630819

印刷:黑白

頁數:512

裝訂: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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