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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作者:蘇碩斌、林月先、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徐明瀚

出版品牌: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08-07

產品編號:978986572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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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清代的「府前街」、日治時期總督府前的「本町通」;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總督府成為總統府。

重慶南路見證了近代臺灣的權力交替與政經流轉,也帶動了附近區域的發展;

重慶南路是政經樞紐之路,也是充滿故事的道路。

 

  臺北城中故事發生的舞台大抵在清代臺北城的範圍,涵括今天的館前路、重慶南路、衡陽路、中華路、博愛路,日治時期的表町、本町、榮町、大和町、京町一帶街區。這些街區在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後,逐漸展現出現代化城市的面貌。這一帶商業活動蓬勃鼎盛,茶葉、圖書、銀行、藥品、攝影器材、百貨等百業聚集一應俱全,好不熱鬧。在城中故事裡,文史專家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蘇碩斌、林月先、徐明瀚引領讀者進入城中各個階段由生至衰、由沉潛再次轉型的軌跡。

  城中重要的道路──重慶南路,是交通輻輳之地,緊鄰總統府、西門町、臺北火車站,與西門町、中華商場,形成一大商圈。這條路在清朝的舊名為「府前街」、「文武街」,在日治時期稱為「本町通り」,到了1947年重新命名為「重慶南路」。雖然只有短短三公里,卻曾經是政經文化的樞紐,連結起城中的繁榮,在1970-80年代達到顛峰。

  在日治時期,因應都市計畫需求而形塑了現代風景,經過兩次市區改築,建築街景大致已形塑。1910年代市區改築時興建了臺北消防組、攝津館、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1920年代後期則設立了辰馬商會、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新高旅館、西尾商店、辻利茶鋪、新高堂書店、臺灣銀行、總督府、臺北高等法院、民政長官官舍、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等。在近二十年的拓展過程中,重慶南路的建築街景與地標於焉成形。

  在1980年代以前,重慶南路書店林立,聲勢壯大,文字與思想在此匯聚交流,成為全世界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而書店街的歷史啟動器,就是來自日治時期的「新高堂」,1898年起創辦人村崎長昶從小型文具商發展為書店龍頭,於是新高堂書店、西尾商店、新起町一帶的東陽堂和鹿子島等,及榮町的文明堂、杉田等書店在一百年前形成書店街,並進行空間大改造。除了本町通和榮町通的日文書店外,大稻埕太平町也曾經發展出另一條書店街,如蔣渭水的文化書局、連雅堂的雅堂書局、謝雪紅的國際書局,儘管曇花一現,卻都是日治時期新文化傳播的重要據點。

  戰後,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老字號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以及經銷教科書的臺灣書店、戰後第一間本土創辦的東方出版社、迄今仍具規模的三民書局、被譽為那個年代最好的文星書店……,都匯聚在重慶南路這塊沃土上。書街上各種知識與各式風景相互混雜。這些書店各有專擅,成為各個世代重要思想養分的汲取地。在白色恐怖時期,重慶南路書報攤是禁書的流通點,滋養並啟迪了黨外政治與思想。從臺灣書店、東方出版社,到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民書局等編修辭典起家的書店,再轉到武昌街明星咖啡館的文化社群,街道騎樓上周夢蝶書攤子、禁書書攤和文星書店,蔚為一片生態盎然的書森林,作家季季因此寫下:「文星和明星,印刻了我來臺北後最早的寫作記憶。成為我日後不斷想要重返的生命場域。」還有西西:「經過周夢蝶的書攤子的時候,我們停下來看看有沒有甚麼書店裡不可能再找到的詩集。譬如:一些很舊的詩集,流速緩慢、流域不廣的詩集,靜默的詩集,等等。」曾幾何時,這片茂盛的書森林逐年凋落成零星的枝葉,令人不勝唏噓。

  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的星巴克,在日治時期曾經是「茶苦來山人」三好德三郎的辻利茶舖。三好德三郎在此販售老家的宇治綠茶和臺灣的烏龍茶,透過參與一場場茶葉共進會、博覽會,投入大量的行銷廣告,讓臺灣烏龍揚名國際。這位居臺四十年、埋骨台灣的日本名流也積極參與公益與政治活動,穿梭於官民之間調和鼎鼐,讓人們看到這位有「民間總督」之稱的三好德三郎精彩鮮活的人生。

  走到中華路,戰後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的軍民在1950-60年代於中華路鐵道旁搭起棚屋聚落,進行商業活動。棚屋拆除後,1960-80年代在新建的八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中華商場聚集成繁華的景象,各式商品、各路人馬在此川流不息,形成中華路和中華路兩側地景與庶民生活變遷史。在中華商場裡的家鄉味餐館、學生制服訂製店、電子零件行、唱片行等商店,帶領人們神遊那段經濟起飛的年代,令人玩味。  

  本書時序涵蓋清領、日治至今,每頁故事既個別又半透明地相互疊合,其中的街廓紋理、城市歷史、建築、人物、產業都交互滲透在每個時代的切片裡。雖然現在重慶南路上旅館、藥妝店、餐廳取代了昔日的人文景觀,但過往仍一直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成為一幕幕生動的場景。昔日勝景不再,逝去的城區地景與記憶也無法逆轉,所幸我們仍可透過書籍的出版,重新捕捉重慶南路街區的歷史細節,比過去更了解過去。

 

【紀臺灣】圖說臺灣史系列(2019年書目)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留聲機時代:日治時期唱片工業發展史》

  《從臺車到巴士:百年臺灣地方交通演進史》

蘇碩斌,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臺大臺文所教授。著有《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企畫《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等,近年致力推廣創造性非虛構寫作。

 

林月先,臺北人。曾合著《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主編《尋味Badousi:溪洲部落野菜札記》。目前就讀臺大臺文所碩士班。

 

高傳棋,1970年生,家族世居南萬華加蚋仔三百年,臺大地理學研究所畢業。曾任北一女地理老師、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祐生研究基金會子題計畫主持人、臺北商業大學兼任講師;現任繆思林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負責人、臺北水窗口執行長、Ours理事、臺灣古地圖史料協會理事。發表過近100篇關於歷史地理、臺北生活文化、廣告創意時代等文章,及50多本相關著作,包括《穿越時空看臺北》、《引領臺北走向世界舞臺的茶文化特刊》、《古地圖看臺北》等。

 

凌宗魁,畢業於中原建築系、臺大城鄉所。興趣使然的建築史與文化資產工作者,著有《專業通才理想的實踐: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訪談錄(一)》、《圖解臺灣近代經典公共建築》、《Brick Taiwan:積木臺灣經典建築》、《紙上明治村:消失的臺灣經典建築》、《紙上明治村2丁目:重返臺灣經典建築》、《福爾摩沙的西洋建築想像》。

 

鍾淑敏,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領域:日治時期臺灣史.臺灣總督府檔案研究。特別著力的課題為:戰爭動員與臺灣人戰犯、二戰時期的臺灣戰俘營、戰前臺灣人在東南亞的活動、灣生與日治時期在臺日人、臺灣總督府官僚、專賣事業等研究。

 

徐明瀚,電影與藝術評論人,輔仁大學哲學系學士,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現為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博士候選人。曾獲2000年誠品復古文案大賽優勝、2010年高雄拍片網夏日影評徵文活動首獎,現任臺灣影評人協會副理事長,並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與人文藝術寫作中心擔任兼任講師。曾任八旗文化編輯、《Fa電影欣賞》執行主編、《國影本事》主編,著有《摩登生活的漫畫及其「無-意義」:郭建英與上海新感覺派(1927-1935)》、《舊城區的藝聲X異生》(合著)等。

書店是都市專屬的風景(節錄)

蘇碩斌、林月先

 

    思想,應該是奔放的鳥,所以當人仰望天空,腦袋會自由轉動。

    然而,臺北人的腦袋,在何時開始自由?腦袋內的思想,由何處開始奔放?這段緣起,應該要從一百年前的書店街說起。

    書店街,無疑就是指重慶南路,更準確來說,是重慶南路一段北段、忠孝西路至衡陽路的六百公尺。這裡曾是臺灣密度最高的知識火力區,例如東方、商務、三民、正中、世界等,一九五年代三分之二的臺北市書店及出版社開在這裡,一九八年代中期登記有案的出版社數量高達七十七家。

    雖然有書店不等於有思想,但是不要忘記,不論是哲學、小說、政論與詩,都需要書本來承載、都需要書店吸引眾人來傳遞思想到遠處。所以,在空間流動的現代都市才有書店,原本不相識的人,也才能交流生命的故事。

    重慶南路的名字雖是戰後才有,但是書店街的規模則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新高堂書局」新大樓。彷彿偶然、又似必然,一百年前現代臺北的書店街形成與空間大改造,幾乎是同一個步調在發生。

 

走出臺灣的雕版時代

 

    一九一五年時,重慶南路還稱作府前街,原因是其位居臺北府衙之前,算是清代臺北城的遺緒。由一八九八年的小文具商發達為臺灣書店龍頭的「新高堂」,這一年風光蓋起整棟面寬三十公尺、樓高三層、賣場兩百七十坪的紅磚新廈,打開了之後一百年的書店盛世。

    新高堂大樓一進門是挑高的明亮大廳,寬敞的一樓是幾座書檯,擺置精巧的文具、現期的雜誌,二樓則密布高聳的書架,立著躺著各樣新書與教科書。全盛時期店員超過三十人,不停上下奔走。書店的節奏,全由店東村崎長昶鎮守一樓櫃檯指揮,若遇嘉賓或鄉親來訪,當時就移到三樓的娛樂間,坐在榻榻米泡茶聊天。

    這一棟大樓有何稀奇?新高堂又不是第一天開幕、清末或日治初期也不是沒有書店。然而,賣書的店雖然有,但是放這麼多隨意翻閱的書、吸引各方雲集顧客的書店,卻是臺灣歷史頭一遭。

    日治以前,漢文學其實守護著社會的上層階層,艋舺、大稻埕、臺北城構成的三市街也斷開了人們的流通。那個時代,思想不是飛翔的鳥,而是安穩的山,是人們供奉的不動力量。買書讀書的環境,稱之封閉並不為過。

    清末臺北的書店,或稱書鋪或書肆,只有艋舺和大稻埕的零星幾家,例如苑芳、建芳。書鋪的商品大概分為兩類:一是科舉啟蒙用的私塾教材,如百家姓、千字文、昔時賢文、四書讀本;二是祭儀日用類書,如通曆、命相醫書、善書鸞冊,或者再一些歌仔冊。至於知識階層吟一首詩作、寫一篇遊記的風雅之作,只有少量收錄在方志,要不就只有作者自印文集饋贈文友。

    清末臺灣的書,幾乎都由中國大陸進口,臺南文人施瓊芳回憶,「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就是這樣的現象。臺灣雖在道光年間就有本地印刷工坊,例如臺南「松雲軒刻印坊」,印書內容主要是童蒙讀本、漢學典籍,以及宗教善書。他們的印刷技術,主要是雕版印刷。臺灣舊詩漢文的代表人物連雅堂在一九一五年前後編寫的《臺灣詩乘》有以下一段文字:「蓋以臺灣剞劂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

    連雅堂文中的剞劂,就是雕版印刷,作法是用一整塊約略書面尺寸的木板,由刻版師逐字篆刻,再送去壓印成書。一本書的完成,是數十個、乃至數百個木雕版細工深刻,固然展現文人獨特的筆風,但是速度實在夠慢,而且雕版承受印壓的數量也有限,所以印量也不能多。雕版印刷搭配舊式書肆,就像連雅堂說的,書的根本是珍藏之「寶貴」。

  松雲軒在一九一五年後業務大幅萎縮、幾經讓渡,雕版印刷年代告終,臺灣進入活版盛世。這個時間點,剛好也與新高堂大樓開幕相似,「流動」的世界並非空穴來風。

    活版印刷是預先以鑄造大量的鉛字,作者文稿完成後送進撿字房,熟練的撿字師傅就拿出版模(stereotype),飛快地從字架上挑出鉛字,構成一塊一塊的活版,然後送印。書的意義,是印愈多愈值錢,而且必須一本一本流通。新高堂作為現代書店,就是活字版印書流通的店。不論書來自日本、中國,或是臺灣自印。

    臺灣何時引進活字印刷技術?那又是另一段歷史。臺灣第一臺進口的活字印刷機,並不是日本人帶來的,而是英國人。光緒六年(一八八)來臺宣道的英格蘭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與馬雅各,大費周章募得一部退役的活字印刷機並運到臺灣。巴克禮為此還特地回英國學習撿字排版,終在一八八五年印出臺灣第一份活字印刷品《臺灣府城教會報》。這部活字版印刷機名曰「聚珍堂印刷機」,聚珍就是中國雍正皇帝以來稱呼活字版的美名,這臺珍貴的機器目前存放在臺南長榮中學校史館。

    不過這一份傳教用的印刷物流通有限,影響臺灣出版業最大的,還是《臺灣日日新報》。這家半官方的報社,擁有世界水準的印刷設備,一台與長老教會同款的維多利亞式印刷機、四台先進的輪轉印刷機、三台自動活字鑄造機。這些機器不只提供《日日新報》日文版及漢文版的印刷,也有餘力兼營民間委印的業務。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被派來臺灣考察的官員施景琛,在見聞錄《鯤瀛日記》寫下:「旋往參觀臺灣日日新聞報社。報分漢文、和文兩種,日出三萬餘紙。印報之法,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嵌入機器,周轉極速。」

    活字印刷,不只能比雕版印刷的速度更快、印量更多,連帶也造成書籍流通的市場變革。整個一九一年代,整個臺灣的印刷技術,讓知識和書籍,都搭配著都市空間流通了起來,真的迎來了一個全新的讀書市場巨浪。

    創立於一八九八年的新高堂,如何在一九一五年時站在臺灣這時的出版浪頭上呢?

 

府前街與新高堂:村崎長昶的生意人生

 

    號稱臺灣書店街始祖的新高堂,創業過程其實也是歷經坎坷。

  日本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獲勝後,二十五歲的村崎長昶透過親友協助,於一八九五年以一個「陸軍省雇員」的身分來臺灣,在總督府內處理土地買賣的工程及登記業務。

  志不在小官場的村崎長昶,很快就辭職並在石坊街(今衡陽路)掛起「村崎事務所」招牌,包攬些小工程,做些不動產的買賣租賃,事業小有成就。不過縱橫商場難免杯觥交錯,惹得老婆很不滿酒肉廝混的人生,頻頻催他換一行。

    村崎的人生果然在一八九八年來了個大轉彎,以「新高堂」為名做起辦公文具、運動器材的買賣。初始獲利不甚理想,一年只賺三百圓,但他的生意鼻已經聞到書的財氣,一九○○年二月更名「新高堂書店」,營業額日漸攀高。

    等到一九四年時,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屢傳海戰捷報,臺灣跟著吹起新聞熱風。內行的要看船期、外行的陪看熱鬧,不管內行外行都得到新高堂爭睹時局。戰爭財宛如水銀洩地來到:

初始仁川海戰大勝報導傳來,官民熱狂,不期竟有數百人聚集,在市內遊街高唱萬歲。日俄戰爭雜誌每期進貨前預約單已先殺到,五百本或一千冊皆不敷供應,十五錢訂價喊賣二十錢亦瞬間售磬。(《記憶をたどって八十年の回顧録》,頁56-57

    他賭對了人生牌局的最關鍵一手。雜誌熱潮帶動書本生意,村崎的書店成了黃金之屋。賣書的獲利,村崎長昶從不諱言「全數投入購買不動產」,很快累積了商業資產及政治頭銜:臺北市會議員、臺北商工會議所議員、臺北書籍商組合長、臺北信用組合長、臺北中央市場取締役、東海自動車會社取役……

    這個時候,書店街雖有一撇,但還不成氣候。

    一八九八年新高堂開店之初,附近也開了幾家同業,有名的像是並木書店、太陽堂書店、城谷書店。不過之後十年間,卻紛紛銷聲匿跡。原本小有規模、也取得小學校教科書特許的並木書店,突因家庭變故而歇業;太陽堂書店本來要增資改建,後來計畫遇挫就一蹶不振到關店;而號稱臺灣日文書店始祖的城谷書店,以出版情色報導的《花柳粹誌》及通俗小說而享豔名,也因店員盜用公款而一夕倒閉。

    幸而不久,文明堂、杉田書店兩家艋舺的日文二手書店搬來,城內勉強算是群聚了幾家書店。文明堂與杉田書房都在西門街(今衡陽路一段),距離新高堂不到一百公尺,不過規模遠遜新高堂。戰後,兩家書店隨著整排的日式街屋消逝,今天只能勉強看到黑漆的磚壁與剖半的山牆。

    所以一九○○年代的臺北,書店街尚未真正成形。幾家書店各做獨門生意,賣的書雖然不是清末書齋那種私塾冊、日用書,但層次也不太高,主力是教科書,其次是時事雜誌。

    還有,絕不能忘記這裡是殖民地。總督府一九○○年就頒布《臺灣出版規則》管制本地出版品,日本輸入的書刊也要檢閱,所有不利統治者的言論一概禁入。熟悉政商的新高堂主人豈敢捋總督府之鬚?進書前必由村崎本人嚴選,因此思想成份也未必濃稠。一九一五年出生的臺灣文化先覺林衡道,回憶他年輕的新高堂:

    入門顯著的地方擺滿通俗雜誌和文具,至於極少量文學方面的書籍,以及其他教科書之類的書籍,都放置在後面不顯眼的角落。

    這些通俗雜誌,第一暢銷的是保守派綜合雜誌《キング》(KING),其他就是《婦女俱樂部》、《主婦之友》、《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少女之友》之類的教養刊物。村崎的謹慎,至一九三○年代依舊。不要期望在這裡買到矢內原忠雄那本痛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也不要期望看到自由派或社會主義的政論雜誌《中央公論》及《改造》。不光是介紹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大鹿卓〈野蠻人〉的內容看不到,實際上查禁已是家常便飯,偶爾幾期通過檢閱擺上櫃子,反而稀奇。

    思想,未必真的奔放。

    村崎的生意腦也在一九○五年轉進出版,作風一以貫之:「檢閱須平安、內容講實用,批判思想敬謝不敏。」

    出版的創業作品《領臺十年史》就有配合政令的味道,而且邀到後藤新平作序,展現不凡人脈。其他像是《臺灣警察要論》、《臺灣皇民鍊成講演》,也不意外是新高堂的風格。出版的主力,不意外就是考試參考書、地圖、繪葉書(風景明信片)。不久總督府再招標全臺小學校教科書特約供應商,新高堂一如預期又中選。託新式教育之庇蔭,新高堂日愈發達,還包攬到臺北帝大、臺北高校、醫專的圖書採購業務,稱霸臺灣教科書市場。

    新高堂這種包攬採購業務的書店,怎麼夠格作為重慶南路的思想先鋒?確實,一九○八年之前,不只新高堂的書店格局不開放,臺北的都市格局也很封閉。縱貫鐵路雖然已經開通,但若由新高堂往東南西北走去,不出幾百公尺都會撞到城牆,實在不是流動的空間。(未完)

書籍代號:2WXA0043

商品條碼EAN:9789865727918

ISBN:9789865727918

印刷:全彩

頁數:192

裝訂: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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