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效率低下
房子緊挨著工廠。從臥室的視窗望去，能看到煙囪。
廠長每天中午回到家中，坐下來，和他的太太及五個孩子一起，誦禱「天父我主」，然後吃午飯，然後在花園裡散步，那裡有樹木、花草、母雞和歌唱的小鳥，但他時時刻刻都關注著工廠的正常運轉。
他是第一個來到這個廠的，也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他受所有人尊敬和懼怕，會不打一聲招呼隨時出現在任何地方。
他不能忍受資源的浪費。高成本和低生產率會讓他的生活變得苦澀。缺乏衛生和失序混亂會令他頭暈難受。他可以饒恕任何一種罪孽，除了效率低下。
是他把硫酸和一氧化碳替換成威力巨大的齊克隆B型毒劑，是他造出了比特雷布林卡焚屍爐的效率還要高十倍的焚屍爐，是他成功地做到在最短的時間裡生產出最多數量的屍體，也是他創建了整個人類歷史上最出色的殺戮中心。
1947年，魯道夫˙胡斯被絞死在奧斯維辛。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他一手創建並領導過的。他死在鮮花綻放的樹間，他還曾給這些大樹獻過幾首詩。
犯罪還有報酬拿
蘇哈托將軍到了他多年統治的最後，已經數不出他殺了多少人、攢了多少錢了。
1965年，他從剿滅印尼共產黨開始自己的事業。究竟殺了多少，無人知曉。不會少於五十萬，也許超過一百萬。難以估算。當軍人們對屠殺進村莊大放綠燈時，隨便什麼人，只要是擁有一頭令人垂涎的母牛，或是幾隻為鄰人覬覦的母雞，就立即成了共產黨，罪該絞死。
馬歇爾˙格林大使以美國政府的名義，「對目前軍隊所做之事表達贊同和敬仰」。《時代》雜誌報導說死屍多得堵塞了河道，卻稱讚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多年來最好的消息」。
二十年後，該雜誌又揭露說蘇哈托將軍有「一顆柔情的心」。那個時候，死在他手上的人總共有多少，他已經沒數了，但他還在準備擴充死亡名單，要把帝汶島上的菜園變成墓園。
當他為國盡職三十多年最後被迫下臺時，他的儲蓄帳戶也不算少。口袋深深：繼承他位子的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總統估計，蘇哈托積累的個人財富相當於印尼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外債的總和。
大家都知道，在蘇黎世和日內瓦，有銀行的街道都是他最喜歡散步的地方。不過即便他再喜歡瑞士風光，他還是想不起來把錢都放哪兒了。
2000年，一個醫療委員會檢查了蘇哈托將軍的身體後宣佈，他在體力和腦力上都失去接受審判的能力了。
另一例失憶症
一份醫學報告認為，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患有老年癡呆。因為頭腦不清醒，他無法接受審判。皮諾切特面不改色地逃過了三百項有罪指控，到死也沒有受到一次懲罰。智利民主重生之日起，就被迫償還他的債務，忘掉他的罪行，而他享受著官方所謂的失憶症。他殺過人，折磨過人，但他總是說：「不是我幹的。另外，我也不記得了。要是我記得的話，那個也不是我幹的。」在足球國際通用語中，那種特別爛的球隊仍被稱作皮諾切特，因為他們總是折磨整個球場的觀眾，可是這位將軍不乏崇拜者。聖地牙哥城的九一一大道，其名稱的由來並非為了紀念紐約雙塔恐怖襲擊的死難者們，而是為了向那場推翻了智利民主的恐怖主義軍事政變致敬。皮諾切特滿不情願地死在了一個國際人權日。此時，他盜取的三千多萬美元已被人發現。這些錢分藏在世界上好幾家銀行，總共有一百二十個帳戶。此事的曝光稍稍有損他的聲譽。不是因為他偷了錢，而是因為他偷錢的效率實在不高。
在海上漂動的牢籠
最熱愛自由的奴隸販子把他最鍾愛的兩條船分別命名為「伏爾泰號」和「盧梭號」。
有些奴隸販子給他們的船安上宗教色彩十足的名字：「靈魂號」、「憐憫號」、「先知大衛號」、「耶穌號」、「聖安東尼奧號」、「聖米迦勒號」、「聖地牙哥號」、「聖費力佩號」、「桑塔安娜號」、「康塞普西翁聖母號」。
另一些奴隸販子則以船名證明他們對人類、對大自然和對女性的愛：「希望號」、「平等號」、「友誼號」、「英雄號」、「彩虹號」、「鴿子號」、「夜鶯號」、「金蜂鳥號」、「欲望號」、「可愛貝蒂號」、「小波莉號」、「可愛的賽西麗亞號」、「淑女漢娜號」。
最忠誠的船分別叫「僕從號」和「守護者號」。
這些滿載勞動力的貨船入港時並不鳴響汽笛或燃放炮仗宣佈到岸。沒有必要。隔得遠遠的就能聞到它們的氣味，知道它們要來了。
它們運載的貨物堆放在底層倉中，臭不可聞。奴隸們日夜都緊挨著躺在裡面，動彈不得。為了不浪費一丁點空間，他們互相靠得很緊，我的尿撒在你身上，你的屎拉在我身上，每個人都和其他人銬在一起，頸子靠頸子，手腕挨手腕，腳踝靠腳踝，所有人又都給銬在長長的鐵杠上。
許多人都在穿越大洋的航程中死去了。
每天早上，負責看住他們的水手都要把這些沉重的包袱扔到海裡去。
一百朵花，園丁只有一個
在中國，在毛的最後幾年裡，誰膽敢證明現實就是現實，而非黨規定的那個樣子，就犯了叛國罪。
但是，在另外一些年代，毛並不像他臨終時的那個樣子。當他二十出頭時，他曾經結合老子和卡爾·馬克思，大膽地提出這樣的觀點：「想像就是思想，現在就是過去和未來，小即是大，陽就是陰，萬物歸一，變化永恆。」
在那個時候，全中國有六十個共產黨員。
四十年後，毛領導革命奪取了政權。再也沒有迫於一條殘忍的傳統、把腳捆縛起來步履蹣跚的女人了，再也沒有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的公園了。
革命正在改變全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毛並不掩飾他對傳承自史達林的習俗的不同看法。對於史達林來說，矛盾不是人生的考驗或歷史的風，而是一經發現就應剷除的煩人事。
毛說：
「壓制創造性和能動性的條條框框，應該消除掉。」
他還說：
「怕不是辦法。越害怕，越有鬼來纏身。」
他發出號召：
「讓百花齊放，讓百家爭鳴。」
但花兒們並沒有開放多久。
1957年，「偉大舵手」啟動他的「大躍進」，宣稱中國經濟很快就會讓世界上最富的幾個經濟體蒙羞。從那時起，就禁止異見和懷疑了。要想保住工作和性命，就必須對官僚們編造出來的數字深信不疑。
毛只能聽見他自己聲音的回音，這些回音只告訴他他想聽到的話。「大躍進」躍進虛空之中。
紅色皇帝
「大躍進」失敗三年後，我來到中國。沒有人談論這件事。這是國家機密。
我看到毛對毛致敬。毛站在高高的天安門上，指揮巨大的毛主席塑像引領的龐大遊行隊伍行進。石膏做的毛高舉著手，血肉之軀的毛向他回禮。群眾們沉浸在鮮花和彩球的海洋裡，為兩個毛歡呼。
毛就是中國，中國就是他的聖殿。毛讓大家學習雷鋒好榜樣，雷鋒讓大家學習毛主席好榜樣。雷鋒，這位共產主義的年輕門徒，其存在的真實性應該說是令人懷疑的。他白天給病人送溫暖、為寡婦幹重活、把自己的食物送給孤兒，晚上閱讀毛的作品全集。當他入睡時，他還會夢見在白天指引他前進的毛。雷鋒沒有女朋友也沒有男朋友，因為他不會把時間浪費在輕薄之事上，他的腦子裡也從沒閃現過這樣的念頭：人生可以是充滿矛盾的，現實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黃色皇帝
1908年，溥儀坐上了專為天之子預留的皇位。當時他只有三歲。這個小不點皇帝，是當時唯一一個可以身穿黃色衣物的中國人。珍珠大冕遮住了他的眼睛，但他也沒什麼可看的：他深陷在用絲綢和黃金製作的巨袍裡，身邊總是圍著一大群太監，只能在龐大的紫禁城裡虛度無聊時光。紫禁城是他的宮殿，也是他的監獄。
君主制崩潰後，溥儀改名「亨利」，做起了英國人的奴才。之後，日本人把他扶上滿洲國的皇座，他一下子擁有了三百個大臣，這些人吃他每頓九十道菜的殘羹冷炙。
在中國，龜和鶴象徵延年永壽。溥儀既不是龜也不是鶴，卻保住了肩上的腦袋。考慮到他所從事的職業的危險性質，這不能不說是罕見的。
1949年，毛取得了政權，溥儀結束了他的事業，皈依了馬列主義。
1963年底，我在北京採訪他，他的穿著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一件藍色制服，鈕扣直扣到脖子，破舊的襯衫袖口從制服袖子中探出頭來。他在北京植物園修剪樹木花草，以此為生。
居然有人有興趣和他說話，他為此感到吃驚。他開始作自我檢討：我是個叛徒，我是個叛徒，然後又當面向我背誦口號，背誦了兩個鐘頭，音調始終不變。
在此期間我時不時打斷他。關於他的姨祖母鳳太后，他只記得她長著副死人的臉。他第一次見她時，就給嚇得直哭。她送了塊糖給他，他卻把糖扔到地上。關於他的幾個女人，他告訴我說他只能通過照片初識她們，是要麼滿人要麼英國人要麼日本人把相片拿來讓他挑選的。後來，感謝毛主席，他終於可以和一個真愛結為夫妻。
「和誰結的婚呢，如果我的問題沒有冒犯到您的話？」
「她是個勞動者，是醫院裡的護士。我們是在五一結的婚。」
我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不，他不是共產黨員。
我問他想不想加入共產黨。
翻譯叫王，不叫佛洛德。不過看樣子他還是累壞了，因為他翻成：
「那對我來說是巨大的火爐。」
佩索亞的人物
他是一個人，他是很多人，他是所有人，他不是任何人。
費爾南多˙佩索亞，憂鬱的小官僚，時鐘的囚徒，從未發出的情書的孤獨作者，在他自己的心中有一個瘋人院。
瘋人院中的居住者，我們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的生辰日期乃至時刻，他們的星座，他們的體重和他們的身高。
以及他們的作品，因為他們都是詩人。
阿爾韋托˙卡艾羅，異教徒，喜歡嘲諷知識分子的形而上學及其他把生活縮減為概念的雜技，專門噴瀉靈感；
里卡多˙雷伊斯，君主制和古希臘文明的捍衛者，古典文化之子，出生了好幾次，也就擁有好幾個星座，專門構建文體；
阿爾瓦羅˙德·坎普斯，格拉斯哥的工程師，先鋒主義者，研究能量，害怕活得困倦，專寫感觸；
貝爾納多˙蘇亞雷斯，講授悖論的教師，寫散文的詩人，學者，自稱是某個圖書管理員的勤快助手，專寫矛盾；
安東尼奧˙莫拉，精神病醫生兼精神病患者，被關在卡斯凱什的醫院裡，專寫苦思之作和胡思之作。
佩索亞自己也寫。當他們都在沉睡的時候。
聖誕老人的誕生
桑塔·克勞斯首次出現在1863年的一期紐約《哈潑斯》雜誌上，其形象是一個矮矮胖胖的小精靈，正往一根煙囪裡鑽。這個形象出自漫畫家湯瑪斯·納斯特之手。他是從聖尼古拉斯的傳說中偶得靈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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