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鄉人(電子書)

 
 
在地人或異鄉人，只能二選一？
在疏離和融入之間，有太多灰階，太多可能。
我們都是自己故鄉的異鄉人，也是異鄉的在地人。
 
林蔚昀十七歲離開台北到英國念書，後來因為一張波蘭海報和一本《鱷魚街》遠赴波蘭克拉科夫學習，最後在那裡結婚生子。離家在外漂流多年，之間（między／in-between）一直是她最感興趣的主題，也是她最常處在其中的狀態。她說：「回到故鄉台灣同時感到熟悉與陌生。而我所選擇的第二故鄉波蘭，也經常讓我覺得親切，又若即若離。本以為已和它毫無瓜葛的英國，也在我寫作本書時像個幽靈般回來，帶來了潮濕的空氣、內斂的街道風景和泰晤士河流動的聲音。」
 
繼《我媽媽的寄生蟲》之後，《易鄉人》紀錄了林蔚昀在台北、英國和波蘭三地的異／憶／易／譯鄉故事。讀完這本書，你會發覺：不只作者是易鄉人，所有在書裡出現的台北人、倫敦人、克拉科夫人……都是易鄉人。
 
我透過書寫建構屬於我的獨一無二國度，那個存在於台北、倫敦、克拉科夫之間的地方，那個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游移，不斷變化流動的易鄉──那正是我的歸屬。——林蔚昀
 

代序 ── 隨易而（不）安
 
        最早的時候，「易鄉人」是我在《人間福報》寫的一系列專欄。刊載期間，曾經有讀者寫信來問：「為什麼叫『易』鄉人？」我這麼回答：「易鄉人可能是異鄉人，但，他們的故鄉／異鄉不只一個……他們是新時代的遊牧民族，隨遇而安，同時也在哪裡都不安。」

        這段話是我為專欄寫的簡介。老實說一開始接到《人間福報》前主編李時雍的邀請，我有點煩惱不知寫什麼好。他在信中告訴我：「就寫你的生活。」可是，我一向對「生活是什麼」這件事感到困惑，也不像一些我景仰的前輩作家能把雞毛蒜皮小事寫得很好看、很有哲理。我需要一個主題去定義我在台灣、波蘭漂來漂去的生活，我想要抓住點什麼，但找不到著力點。我想要屬於某個地方，卻不知道哪裡才是我的家。

        最後我認了：我的生活就是沒有著力點，我就是在哪裡都沒有歸屬感。這樣一想，反而安心了。我寫信告訴李時雍，「易鄉人」是我新專欄的名字，它的主題是人的移動，還有故鄉／異鄉的移位、互換。

        雖然一開始的定義很有氣魄，但其實專欄要寫什麼、在寫什麼還是經過一番摸索和試探才比較有感覺。我一邊寫這些專欄，一邊想著以前旅行的經驗：我總是在整段旅途上倉皇失措，夜夜失眠，只有在走路或乘坐交通工具從A點移動到B點時，才感到安心。對我而言寫作和生活也是一樣。在還沒開始寫或寫完之後，我都是不滿的。在台北或克拉科夫，我都無法饜足，而我最鍾愛這兩個城市的時刻，是在離開或歸來的途中。

        「易鄉人」在《人間福報》的刊載結束後，我想寫的東西還沒有寫完。同時，我覺得這個主題可以發展成一個完整、獨立的作品，於是開始用一本書的規模去經營。像是即將出門長途旅行、卻又不知道從哪裡啟程的人，我把我可能想寫的題材都列出來，然後慢慢挑選哪些題材我最想寫、哪些題材我目前可以處理，哪些篇章和另一些篇章放在一起會產生有趣的連結與對話……

        我一步一步地規劃這本書的行程和路線，同時也預留了改變計畫的空間，並且做好要被意料之外的事物驚嚇的準備。當然啦，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不管是寫作還是人生。遇到意外時依然會驚嚇，因為嚇人的並不是原本以為會出狀況的那一個，而是原本看起來平凡無心機的那一個……不過，這也是旅行和寫作的樂趣。

        《易鄉人》最後定下來的路線圖（從這個角度看，也許可以說它是一本旅行札記？）經過了四個地帶：異鄉人、憶鄉人、易鄉人、譯鄉人。異鄉人寫的是我的故鄉台北，但因為我是帶著離鄉之人的眼光來看待它，於是它對我來說也成了一個異鄉。相反地，雖然英國從來沒有讓我有歸屬感，但我卻常常想起它，所以它是「存在於我記憶中的故鄉」。易鄉人和譯鄉人寫的都是波蘭，但易鄉人的重點是「交換故鄉」中的流動、衝突與不確定，而到了譯鄉人，重心則轉移到融入、適應、「翻譯」故鄉的過程。這四個地帶分別具有空間上和時間上的意義（從台北、英國到波蘭，從我的少年時代到而立之年），但它們之間的分野並不是那麼地清晰，而是像平行宇宙一樣可以互相對話、指涉、越界，讓我在它們之間進行跳躍旅行。

        之間（między／in-between）一直是我最感興趣的主題，也是我經常處在其中的狀態。來自台灣、卻在國外生活多年的我，回到故鄉台灣同時感到熟悉與陌生。而我所選擇的第二故鄉波蘭，也經常讓我覺得親切，又若即若離。另一方面，我離開十一年、本以為已和它毫無瓜葛的英國，也在我寫作本書時像個幽靈般回來，帶來了潮濕的空氣、內斂的街道風景和泰晤士河流動的聲音。

        於是，這本書成了我的地圖誌。我透過書寫建構屬於我的獨一無二國度，那個存在於台北、倫敦、克拉科夫之間的地方，那個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游移，不斷變化流動的易鄉 ── 那正是我的歸屬。我確信，這地圖今後還會一直隨著我的人生而改變，有時候趕不上我的人生，有時候則對它做出預言，與它對話。兩年前開始寫《易鄉人》的時候我人在波蘭，也以為自己會在波蘭一直居住下去。然而寫完時，我已經回到台灣，並且打算在台灣定居，這是兩年前的我無法預料的。

        剛開始在波蘭生活時，常有人問我：「哪邊比較好？台灣還是波蘭？」這樣的問題讓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像一部電影你不一定喜歡每個部份，一個地方也沒有所謂全部喜歡或全部不喜歡（雖然，我也曾有愛恨分明的階段）。我不認為台灣和波蘭要用哪個比較好、哪個比較不好來定義，就像我不覺得人只能分成在地人和異鄉人。在疏離和融入之間，有太多灰階，太多可能，不一定要侷限於二選一。我覺得，在台灣島內也一定有許許多多的易鄉人（或異鄉人、憶鄉人、譯鄉人、移鄉人、倚鄉人、依鄉人），他們也有各自的故事，值得被發掘、探索、訴說。

        這些話現在說起來輕鬆，但我也是經過多年的漂流，才開始接受自己「易鄉人」的身分。有時候我會羨慕我兒子，他從小在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中長大，在我的想像中，他應該比我更能隨「易」而安。不過，這也是我一廂情願的期望，我知道他會有自己的功課，自己的挑戰。我相信兒子會有智慧和勇氣去面對這一切。就像那一次，我們去美術館看波蘭詩人Stanisław Dróżdż的詩裝置「之間」（Między／Between），他竟然一點都不感到侷促，反而在那個到處寫滿「之間」字樣的空間裡快樂地玩起火車。

        我希望他一直這樣。也希望自己偶爾能像他一樣，即使是一點點也好。

內文節錄
中國熱
 
人們經常和我談起中國，在各種不同的情境和場合。
比如在過年的時候。「喂妳好，我們這邊是XX電台，想請妳來聊一下中國新年，在波蘭的中國人，以及妳在中文界推廣波蘭文學的成就……什麼？妳是台灣人？但是台灣應該算是中國吧？呃……不是嗎？嗯……那我要跟我的主管確認一下，我會再回電給妳。」
 
或者，在辦證件的窗口。「小姐，妳這邊填了台灣，但是我的電腦裡沒有台灣。妳說妳的國家叫什麼名字？請把護照給我。這上面寫的明明是Republic of China。我了解，你們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不一樣，可是我電腦裡就是沒有這個選項。要不然我給妳寫China，然後括號註明台北？」
 
又甚至，在烤肉的營火旁邊。「噢！妳是台灣來的啊！我最近去過中國，那裡很美……故宮和長城都很棒……我知道，我知道妳來自台灣，台灣和中國不同。但是我沒去過台灣，真不好意思。中國是個很美的國家，令我印象深刻……」
 
撇開那些傻傻分不清楚泰國、台灣、中國的人，我覺得這些波蘭人這麼喜歡和我聊中國，一方面是對台灣缺乏深入了解，無話可談，所以拼命找一個比較接近的話題（也許這就像有些台灣人會問我：「啊波蘭文和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是不是很像？」）。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對中國有一種莫名的好感，甚至在中國熱變成全球運動之前就開始了。
 
我認識一些老一輩的波蘭人，當他們說起中國，會有一種懷念的眼神。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是他們童年回憶的一部分——有一個波蘭老先生就跟我說，他小時候住的公寓對面有中國留學生（當時在蘇聯主導下，東歐共產國家和共產中國之間有交流計畫），他很喜歡他們，常在窗口拿著玩具熊和他們招手，而他們也會向他招手、微笑。後來中蘇關係惡化，波蘭連帶受影響，學生們都被遣送回國。老先生說，學生離開後，當時六、 七歲的他還難過地哭了。
 
或者，有些人是因為對波蘭和俄國的共產黨失望，轉而認定中國的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會為工人和普羅大眾的福祉著想（我已經過世的公公就是抱持這樣的想法）。「可是，我記得有些波蘭人對台灣有好感，因為台灣反共。你們喜歡共產中國，又喜歡反共台灣，這樣不會有點錯亂嗎？」我不解地問先生。他回答：「這就是波蘭人啊，我們很多元。」
 
不過，共產時代的聯繫畢竟是過去式，今天的波蘭中生代和年輕人是以新的眼光在看中國，以及波蘭和中國的關係。當中國以超級經濟大國的身分崛起，波蘭人對中國一方面感到戒慎恐懼（報紙上都會大幅報導中國有多強盛，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多大衝擊），一方面則抱著期待和持續增加的興趣，覺得中國是個強大的合作夥伴，而中文則是未來的語言。
 
「我們希望小孩學中文，因為我們覺得它是未來的語言。」在我五年的華語教師生涯中，我聽過許多人對我這麼說，其中包括一個兩歲小女孩的父親，他還加了一句：「我女兒也在學法文和英文，已經會說幾個字了。」然而弔詭的是，儘管大家對「中文很重要」有共識，在波蘭學中文的風氣卻不像在西歐國家那麼興盛。
 
我以前對此感到很困惑（不是很重要嗎？那怎麼沒有很多人在學？怎麼中文補習班沒有遍地開花，提供大家在大學及孔子學院以外的更多選擇？），但是今年我突然想通了：「未來」對波蘭人來說就是「還沒有來」，也就是暫時可以不用去管它的意思。如果手邊有一點錢，波蘭人可能會投資小孩，讓他們去學中文（「未來就交給你們下一代了，好好學啊。」），自己進修就免了。雖然還是有一些人會因為工作需要而努力學中文，但畢竟是少數。
 
多多少少，波蘭人對中國抱著「能不去想就不去想」的心態，這也間接造成波蘭人對中文學習的不重視（雖然大家都同意中文很重要），對中文專業人士的不重視（比方說，波蘭有可以從中文直譯文學作品的譯者，但是許多出版社還是會選擇從英譯本翻譯，因為比較便宜）。至於中國文化，許多人對它的印象還停留在「有茶、書法、功夫和龍的浪漫文化古國」，隨著時代改變更新的速度非常緩慢。
 
剛到波蘭時，我被一個波蘭電視台邀請去上他們的節目。那一集的主題是中國文化，電視台希望我可以翻唱一首波蘭流行天后的歌：「這個歌手現在在中國很有名，請妳把歌詞翻成中文，用中文演唱。隨便妳怎麼翻，反正我們聽不懂，只要不是髒話就好了。」
 
講起來容易，但是真的要「隨便翻」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最後，我沒有一字一句直譯，而是配合原作精神重寫歌詞，還用了很多煽情字眼（「我獨自一人站在十字路口，徬徨不知去向……再次得到機會，不要害怕，我在這裡……大雨過後必會天晴，看見彩虹，讓我們再一次，好好在一起……」）。一想到自己要去唱這種芭樂歌我就頭皮發麻，但是既然已經答應人家，也不太好意思反悔。再說，酬勞也蠻誘人的，一天的演出費幾乎等於我當時半個月的薪水。
 
錄影當天，我慎重地準備了一件我覺得「很有東方味」的衣服。那是一件復古的紫色上衣，上面還印有李白的〈靜夜思〉。到了電視台，負責化妝和服裝的工作人員看到我拿出衣服，面有難色地說：「哎喲，不行啦，妳要上台表演，要更戲劇化一點。」說著說著，她拿出一件花花綠綠的日本風浴袍叫我穿上，然後把我的頭髮吹成龐克頭，又幫我畫了濃妝，最後滿意地說：「行了，這樣就沒問題了。」
 
穿著單薄的浴袍等了好幾個小時，終於輪到我上台排練。從來沒有演唱經驗的我，依照自己對台灣流行歌手的印象，在台上邊唱邊輕輕搖晃，一面做出憂鬱又忘我的表情。「小姐！小姐！妳這樣子動作太小啦，觀眾看不到！」製作人邊大喊，邊走上台示範動作：「妳要放開一點，把自己當成瑪丹娜！想要的話可以把麥克風這樣倒下來，或者和吉他手互動，兩個人靠近一點，調一下情啊！」
 
事後，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回憶，都想不起我是如何下定決心豁出去的。是金錢的誘惑太大，讓我為五斗米折腰？還是責任心驅使，不想造成別人的困擾？或是吉他手的一句話：「別擔心，這只是場秀。」對我起了一些安慰作用？
 
總之，正式錄影時我真的照製作人所說的，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和吉他手眉來眼去，最後唱完時還模仿搖滾歌手把麥克風舉高（不過舉得太快，沒有配合對嘴，所以又重錄了一次），獲得一片掌聲。
 
我不知道，當波蘭人看到一個頂著龐克頭、戴著眼鏡、穿著和風浴袍的中國搖滾女歌手（那是我那天的角色），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不符合他們對東方美人的想像？可是，後來想起那天錄影現場的其他人事物——載主持人進場的黃包車、頭戴斗笠身穿旗袍跳舞的波蘭女孩、三不五時揮舞弓箭和大刀跑來跑去的龍套、被邀請來打乒乓球的中國人、以及用中國傳統樂器演奏搖滾樂的波蘭樂團——我就覺得自己一點都不奇怪，一點都不會格格不入了。
 
我後來再也沒有去參加類似的節目（雖然這個電視台後來又邀請我去參加以泰國為主題的節目，但我沒有去）。人們還是經常和我談起中國。每一次，我都有一種回到電視台錄影現場的似曾相識感。
 
 
街上的普魯斯特
 
在倫敦的最後一年，我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之一是：從我住的We s t Hampstead 走一兩個小時到市中心，去Soho 區的咖啡廳喝咖啡看《衛報》（The Guardian），然後再走一兩個小時回家，如果太累的話就改坐公車或搭地鐵。
 
那時候，我大學快要畢業，學校幾乎沒課，論文也寫完了，於是陷入了無所事事的狀態。我不想待在家裡，因為一個人會很焦慮，會想念住在別的城市的男朋友。另一方面，我有嚴重失眠的問題，體重也過重，想說每天運動一下也許會睡得比較好（還可以減肥），於是開始了每日走路進城的活動，總共走了大概兩個月。
 
一開始，我覺得走路進城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可能因為沒什麼人會這麼做吧？），但是走了一個禮拜後，我發現這過程還蠻單調的，因為每天走的路線都一樣，看到的風景也大同小異。不過，我並沒有因為想要看不一樣的風景而改變路線，相反地，這種單調給我一種安心，成了可以讓騷動不安的內心平靜下來的儀式（也許和畫著色畫差不多？）。
 
這不是我第一次在倫敦進行長途散步。早在之前，我有事沒事就會在河岸或公園走來走去，去墓園散步，在城市裡亂晃，走好幾個地鐵站或公車站的距離。基本上，倫敦是個適合散步的地方。街景很漂亮，街上沒那麼多招牌，馬路上不像台北有這麼多車，綠地也很多。我大部分時候一個人散步，有時候也會和朋友邊走邊聊。
 
倫敦人應該也是喜歡散步的吧。至少，曾經和我一起散步的退休老人愛德華，就是一個喜歡散步的倫敦人。我是在一家藝術電影院遇到愛德華的。他跑來和我搭訕，說很少在這裡看到像我這樣的亞洲人，覺得很有趣，所以想來和我聊一聊。我一開始抱著防備心，畢竟，一個女孩子隻身出門在外，對陌生人不可不防。尤其，有些男人又特別喜歡釣外國女生。
 
不過，和愛德華聊開之後，我發現他只是單純地想找人說話，於是答應和他一起去散步。一路上，他叨叨絮絮地告訴我，他每天吃兩顆水煮蛋，日子過得很簡單，不明白為什麼保險員老是打電話給他（「我跟她說，這對我一點用處都沒有啊，但是她還是一直打過來，大概她的工作就是如此吧。」）——說完他的日常生活，他改問我在倫敦做什麼，平常有什麼興趣。
 
我告訴他，我在倫敦念戲劇，平常的興趣是閱讀。
 
「喔！我也喜歡讀書。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普魯斯特，妳讀過他的作品嗎？」
 
「沒讀過，但聽過。」我回答。我沒告訴愛德華的是，雖然我在某一年的台北書展買了七大本的《追憶逝水年華》，而且在來倫敦念語言學校時，還不辭辛勞地把那重達好幾公斤的巨著帶來，以為可以在課餘時間閱讀（後來發現倫敦太好玩了，根本沒心情念書）。雖然我曾經努力試著讀這本經典名著，但是對十七歲的我來說，那書實在是太厚、太繁瑣了。我讀了瑪德蓮蛋糕那段，沒什麼感覺，讀了有關阿爾貝蒂娜的部分，也沒有感覺……後來，在某次倉促搬家的時候我嫌書太重，就把它們通通丟到垃圾筒裡去了。
 
「《追憶逝水年華》真是一本經典啊！普魯斯特寫人生、寫回憶都寫得那麼好，妳有機會一定要讀讀他的作品。」看到愛德華講起普魯斯特崇拜的目光，我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他，我其實並不欣賞這位法國作家的作品。
 
我們一起走到了國家美術館附近，愛德華建議我們停下來喝杯茶。於是，我們一起喝了茶，後來，他送我到地鐵站坐車。
 
「我們下次還能一起出來散步嗎？」道別時，他問。
「可以啊。」雖然我並沒有很想再跟他一起散步，但是又不知道怎麼禮貌地拒絕，於是答應了他。
 
下次見面，愛德華還是一樣談他的白煮蛋、保險員電話、當然還有普魯斯特。我不知道怎麼和他對話，他所描述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沒有交集。除了告訴他我的生活，我喜歡的文學，我沒有什麼可以跟他聊的。
 
後來，我又和愛德華見面了一次，這次聊天的經驗讓我覺得很痛苦，因為我明明不想去，卻強迫自己去配合別人，只為了不讓別人失望。道別時，我說我沒辦法再跟他見面了。愛德華看起來很失望，但是也沒說什麼，只是說：「喔——那就再見了。」
 
很久以後，我在另一個文化中心巧遇愛德華，他很高興看到我，請我和另一個陌生女孩去喝茶（好像是我想認識女孩，於是和她搭訕聊天）。我很怕和愛德華接觸，怕他問起我為什麼不肯跟他見面，於是一直和女孩說話。愛德華大概也發現我不想理他，過了一陣子就起身道別。我和女孩離開時，發現愛德華把我們的茶錢都付了。
 
我和女孩也沒有再見過面，我甚至不記得，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認識女孩，為什麼會想要和她說話，還有我們到底說了什麼。
 
但是我記得愛德華，他的水煮蛋、保險員和普魯斯特，他高瘦微駝的身軀，還有慢慢走路的樣子。我還是沒有讀普魯斯特，不過，倒是翻譯了據說風格和普魯斯特有點像的波蘭作家布魯諾．舒茲。
 
如果不是因為波蘭美食評論家／散文家Wojciech Nowicki 的書《今日波蘭餐桌》（Stół, jaki jest. Wokół kuchni w Polsce），我至今依然會對普魯斯特無感吧。然而，當我在Nowicki 的書中第一次讀到波蘭文版的、關於椴花茶之中的瑪德蓮蛋糕的描述，我竟然在電車上感動到幾乎哭了出來。
也許，我並不只是因為普魯斯特而感動，而是因為作者在這本波蘭食史記中寫到了許多記憶，包括記憶中的食物、食物帶出來的記憶。他寫義大利菜如何成為波蘭人心目中高級的象徵、寫他奶奶把蕎麥倒到盤子裡，仔細地一顆一顆檢查，看裡面有沒有摻雜小石頭，寫在物質缺乏的年代，波蘭人怎麼利用兩顆橙子、半斤胡蘿蔔、一點點糖、一點點檸檬汁製造出如假包換的柳橙汁……
 
這所有細節造成的感動，都在他引述普魯斯特那段有名的瑪德蓮蛋糕的時候，到達了高潮。於是，我想起了我在倫敦第一次讀到舒茲的震撼，想起我自己童年的氣味和味道，比如夜間盛開曇花的清香、第二天早上撒了糖的曇花煎餅的香甜、以及午餐蒸便當噁心油膩的金屬味……
 
我也想起了愛德華，那個總是和我談普魯斯特的退休老人。如果今天我們再次相遇，也許我和愛德華會比較有話聊？雖然我還是沒有讀普魯斯特，也不確定我會不會喜歡普魯斯特，但至少，我可以對他說：「嘿，你為什麼那麼喜歡普魯斯特，我似乎稍微可以了解了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