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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1

「我是誰,我往何處去」及在台灣出版世界史

富察

「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往何處去」,這個古老的哲學基本命題,也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議題。不思考「我是誰」,就永遠無法成為歷史的主體。 在過去的歷史教育所形塑出來的主流歷史思考模式中,台灣史僅僅是中國史的附庸和婢女,而世界史,對不起,那是一個從來都和台灣無關的遙遠存在。

「我是誰,我往何處去」及在台灣出版世界史

By 富察 八旗文化總編輯

 

「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往何處去」,這個古老的哲學基本命題,也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議題。不思考「我是誰」,就永遠無法成為歷史的主體。

在過去的歷史教育所形塑出來的主流歷史思考模式中,台灣史僅僅是中國史的附庸和婢女,而世界史,對不起,那是一個從來都和台灣無關的遙遠存在。

現在我們已經逐步跳脫出這種陳舊的思考模式,研究和出版上呈現的「世界」光譜也越來越大。然而這裡面也隱隱有一種可能而不小心掉進新的思維窠臼。比如把台灣史、中國史、東亞史和世界史放入彼此隔離的思考框架。其結果是,從中所看到的台灣是不自洽的,解釋不通的;從中所看到的世界圖像也是一個被肢解、難以互相匯通的「世界」。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虛假的世界歷史圖像。另外,台灣當下一窩蜂地奔向海洋史,似乎藉此就可以擺脫自己的陸地性、和舊歷史劃清界限,這也可能陷入新的畫地為牢。

有一次我開車去苗栗的虎頭山做小旅行,卻無意中體悟到大歷史。台灣的讀者一向認為,古老而廣袤的俄羅斯和台灣很遙遠,也沒有什麼歷史關係,所以通常對俄羅斯史很無感。真的是這樣嗎?那我們怎麼解釋苗栗虎頭山上的日俄戰爭紀念碑?兩位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參與指揮的日俄戰爭(1904-0905)是日本史?還是俄羅斯史?還是清國史?還是台灣史?其實都是。巨大的歷史之流所產生的歷史動能,就這樣被國別史切斷了,被我們的史觀所蒙蔽住了。

日本取得勝利後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讓俄羅斯發生革命,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而建立蘇聯。清國也發生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而建立中國。而蘇聯再把共產秩序輸入到中國,中國熱烈擁抱共產秩序而放棄了英美輸入的自由主義秩序,因此變成了黨國體制,再經由國共內戰而影響到台灣。國民黨人來到苗栗的虎頭山,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俄戰爭紀念碑推倒,豎起了台灣光復紀念碑。

在世界歷史的滔滔巨流中,這不過是短短的一個世紀而已,而今天的台灣政治和台灣社會依舊沒有完全走出俄羅斯˙蔣經國的陰影。

當我們在虎頭山上俯瞰台灣海峽,怎麼能夠不聯想到俄羅斯帝國向遠東拓殖的大歷史中,藉由清帝國、日本帝國而和台灣發生的歷史重疊呢。我就是這樣看台灣史和世界史的。

藉由虎頭山的故事,我們從這段俄羅斯、清國、日本、中國、台灣交疊而成的「世界史」中,得到的教訓和經驗又是什麼?得到的啟發和思考又是什麼?我希望讀者已經體悟出:以一座島嶼的空間感,在感受巨大歷史之流時,好像海嘯或颱風捲起的巨浪撲來。

而面對歷史巨浪,我認為台灣要先確立「我是誰」,建構出自我的歷史主體,然後在新的世界史框架中確定自己的位置(「我在哪裡」)。手上有了這樣的世界地圖,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也不必擔心走錯方向。

當主體已經建構好,歷史雖然不變,但我們看歷史的心態和角度已經變得健康而煥然。「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讓我們跳出這句話原本的極權主義含義,換作歷史公民主體的思考再想一下吧。

 

——

 

台灣的世界史,無論是出版、研究和寫作,不得不承認都還停留在非常單薄的階段,這固然和中國史的擠壓有關。而且有些弔詭的是,研究日本史的學者一般不被視為是世界史,至少不是正宗的世界史;而只有研究歐美的才叫世界史。

所以就當下而言,台灣人自己寫的、有主體感的世界史,尚需要至少十年的時間才可能慢慢形成,出版界可以做的是先提供一份合適的參考框架。

「講談社世界史」正是這樣一份值得引進、學習的世界史參考框架。這套書是講談社在創社百年之際,邀請日本一流的世界史學者,前後花費十幾年時間一卷一卷地出版(目前還在出文庫本),為改變日本大眾讀者的史觀,而集合了學界和出版界的力量。

一般台灣讀者可能不知道,日本歷史學界和歐美的歷史學界保持著非常一致的同步性,這是他們從明治維新之後,擺脫中華主義的王朝史觀,脫亞入歐的成果之一。而此後長達百年的史學研究中,日本人在某些領域又遠遠超過歐美。

所以,講談社的這套世界史,我最為看重的是它在全球史研究上的先進性,而同時兼顧了日本特有的東亞感。

簡單來說,「講談社世界史」同時跳脫中國的大中華主義史觀和西歐中心史觀。世界史不再是地中海文明、黑暗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等西方大餐加上中華帝國的東方料理,也不是國族史的簡單合集,這套世界史大餐的主菜單,出現了跨歐亞的游牧騎馬民族、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都對全球影響甚大的伊斯蘭世界、代表海洋商業力量的東印度公司等等。

這套世界史大餐,宗旨是從全球大跨距(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的歷史之流中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並對此加以多重曝光。之前的歷史更偏愛政治性的鎂光燈,而「講談社世界史」大餐,在打燈上也包括社會的、商業的、甚至是性別的鎂光燈。這種處理方式,對台灣應該如何思考世界史、如何書寫世界史啟發甚大。

我相信,如果我們的歷史出版和歷史教育都遵循這樣的認知結構,就會在世界史脈絡下,看到自己與世界的互動,從而形成「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觀點。

主體思考絕對不是把自己框限在島嶼之內,以為越在地,就越有主體性。歷史不應該被國界線和國族所粗暴切斷,在某些時空,台灣史既是日本史,也是清國史。而如果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台灣史也是世界史。它們是互為主體的。

我本著這樣的初衷引介這套「講談社世界史」二十一本鉅作到台灣,希望用二年時間出版完畢。而這只是開始。

歷史一直向前——變化、興亡、演進。我出版世界史這個故事的終局應該是:在未來十年,八旗文化可以出版一套由台灣學界寫出的世界史。到那時,台灣已經解決了「我是誰」及「我往何處去」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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