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知與不知： 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嗎？探索科學、歷史、人類心智的知識邊界

 

人類在求知的過程中，

知道越多，就越會發現我們知道的很少。

 

知識的進展伴隨著知識體系的建立，以及跨出知識邊界的問題。

知道我們如何走到現在，當今的知識邊界為何，受到怎樣的阻礙，

才能引導我們往正確的可能方向持續探問。

 

 

人類如何累積知識

以及目前建立的三大知識領域

近百年知識快速發展，發現並學習了大量關於宇宙、過往歷史和人類自身的知識，而人類探問的工具和探問的技術也大幅進步中，但儘管如此，卻還發現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例如現有科學只能解釋宇宙中5%的奧秘；有數以千計的遺址尚待發掘，史前史仍不斷改寫中；而心智和大腦的新興神經科學才在起步。

然而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所置身的地球，甚至整個宇宙夠了解嗎？我們對於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部分理得出頭緒嗎？

在《我們的知與不知：科學、歷史、人類心智的知識邊界》一書中，作者格雷林指出，人類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只有在跨出知識邊界、取得一點點進展時回頭看，才會發現自己過往的不知與無知。面對「知到越多，就越會發現自己的無知」這種知識悖論，作者提出了關於知識積累的關鍵問題：我們究竟知道什麼，又是如何知道的？此外，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嗎？什麼樣的難題阻礙了我們知道更多？

作者在書中分別以涵蓋人類「知識」的三大領域——關於空間的知識（物理學、宇宙學）、時間的知識（人類史、考古學），以及關於人類自身的知識（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回答上述問題，帶領讀者了解人類知識累積與擴張的歷程，目前的知識版圖以及邊界何在，以及邊界以外的未知領域位在何處。

 

 

12種思想難題

作者特別提出人類探問知識常見的12個知識難題，包括：針孔難題（我們透過一個受限範圍內的針孔觀測宇宙）、比喻難題（人們引用隱喻來建立思考模型有可能誤導我們）、準則難題（使用「簡單」、「最適性」甚至「優雅」等外在準則認可一個理論是否正當）、托勒密難題（理論就算不正確，某方面可能依然有效？我們要如何避免被實用性誤導）、燈光難題（人們在路燈下找鑰匙，因為黑暗處什麼也看不到。我們往能探問的地方去提問，是因為到不了別的地方）、讀入難題（我們詮釋資料時往往局限於所處的時代和其經驗）等等。

本書討論的探問之三大領域，都受到上述知識難題所阻礙，若想擴展知識的邊界就需要辨識並面對各種知識難題。

至於這三大知識領域受到哪幾個難題的影響及其影響程度多寡則各有不同。比如宇宙物理學受限於針孔難題，必須面對目前實驗儀器的精細度和發展，可能跟不上理論假說的窘境，並回答「我們看見的世界是完整且真實的嗎？」的問題。歷史學則有讀入難題，有「歷史是否能客觀陳述？」的困境。而認知科學面臨的是「大腦即心智？」的問題，涉及了比喻難題和測不準難題（自己的眼睛如何看到自己）等等。

 

 

誠實面對探問的本質、限制、倫理和責任

有助於再朝知識的邊界跨出一步

本書可說是對於人類探問的本質、探問的限制、探問的原則和倫理，以及對於探問的責任，做了深刻的探討。

透過知識累積的過程，在如今關於知識和真相的爭論更甚以往、偽科學充斥喧囂的脈絡下，作者也再次回到探問本質的是什麼及其限制，並訴求探問者的倫理及責任感，強調這不論在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都是如此。根據研究主題的不同，技術和方法論也可能不同，但探問的倫理卻是共通的，必須要誠實面對各種類型的探問都會遇到的難題，以及進行各領域之間的對話會通，拿掉門戶之見，並辨別真偽，知識的邊界才有可能不斷地推衍前進。

本書旨在幫助讀者認識知識宏觀的面貌，並反思我們已將知識進展到哪裡、何以進展至如今地步、知識為何重要，以及該克服何種思想難題，藉以擴展它的邊界，更往未知的疆域深入探索。

 

「如果英國有一個知識份子的典範，那很肯定是A．C．格雷林。」

——《泰晤士報》（The Times）

 

「要瞭解世界，除了要理解已知的知識，也要認識未知的知識。沒有人能夠像格雷林那樣，將知識的故事細說得如此生動又成功。」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再啟蒙的年代》（Enlightenment Now）作者

 

「這是一本對於人類知識非常全面的權威性紀載，卓越不凡卻相當易讀。格雷林在這本書中展露野心，做出了少數人才能達成的創舉。讀者能在字裡行間中感受到他對於知識的掌握是如此廣泛又透徹，無不為之驚艷。我尤其是被格雷林在現代科學領域中，最新興又正確的描述所打動。這本書太棒了！」

——勞倫斯．M．克勞斯（Lawrence M. Krauss），《無物的宇宙：為什麼有無物》（A Universe from Nothing）作者

 

「格雷林引人數勝的新書將會以最新的研究資訊，帶你深入人類三大知識領域：基礎物理學、人類史和腦科學。閱讀這本書就像聆聽激情高昂的曲子，歌頌著人類史上偉大的發明與創舉。」

——Adam Zeman, author of A Portrait of the Brain

 

導讀：劉仲敬（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諸夏文化傳播協會特約研究員）

專文推薦：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所教授、台灣哲學學會理事）

安東尼•克里佛德．格雷林（A. C. Grayling）

格雷林教授是英國作家與哲學家，身兼新人文學院院院長與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編外人員。格雷林已經編寫超過三十本哲學、科學與心智領域的書籍，也長年在《衛報》和《泰晤士報》的專欄中發表文章，並曾於2014年擔任英國布克獎的主席。

內文試閱

4.「讀入」歷史

 

 

 

歷史探問所需要的一個警戒，是由地圖難題所引發，這再明顯不過了。一比一萬的地理地圖會被當作「大比例尺」；這可能約略等同於歷史書一年寫成一頁那樣（好比說，一萬小時寫成一頁）。如果不分青紅皂白記錄每件事、每一刻、每個地方，從意外事件與無關緊要的事一路寫到改變文明進程的大事，這種做法所施加的限制，會比完全無用還糟糕：它會使人眼花撩亂；全都是樹而沒有森林。探問的歷史是選擇與組織，是嘗試把事情弄清楚。但如果接受，歷史和過往事件的關係，頂多就等同於地圖和一個實際國家或一片大陸的關係，那又會產生另一個難題：讀入難題。因為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在什麼基礎上進行詮釋的？

「讀入」是根據研究者局部的假設和興趣來詮釋資料；那是研究者戴著概念和經驗的眼鏡，看著由鏡片所變色並塑造的事物。所以，它是有可能造成扭曲的主要來源。想想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擁護各種理解（Verstehen）理論，好將社會科學和假定的「自然科學客觀性」區分開來的人，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爭辯。^[1] 基本的想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目標是描述和解釋，而在社會科學中，是理解和詮釋。描述時可用的工具（測量和可重複的實驗）有別於理解時可用的工具；在這邊，我們的基本資料來源是研究者的洞察力、理解力和經驗。既然這麼說，就等於接受「讀入」打從一開始就是免不了的。是這樣沒錯嗎？

這句話有無錯誤，恐怕一點也不清楚明白。舉例來說，在回應相對主義者所聲稱的「因為我們被關在自己文化的概念框架中，而無法瞭解過去，或者因此無法瞭解與我們不同文化、說不同語言的人」的時候，很快就可以舉出反例，好比說，我們就有能力同情《伊利亞德》（Iliad）第十八卷阿基里斯對帕特羅克洛斯（Patroclus）的悲傷：「一團悲傷的烏雲籠罩了阿基里斯，他雙手抓起黑土，灑在自己頭上，玷汙了自己俊美的相貌……他張開四肢躺在一片泥塵中……親手抓扯又玷汙著頭髮……接著阿基里斯放聲呻吟，」而他的戰友抓住他的雙手以免他傷害自己。^[2] 他難以成眠；晚上時，他來回踱步於亞該亞人船隻停靠的海灘，悲嘆著他深愛的友人。我們可以從跨越時代和跨越文化的文學和歷史中舉出太多愛與悲傷、憤怒與怨恨、飢餓與痛苦、安適與恐懼的例子，我們為此感動，或者會為此感到同情並理解。人類的共通性是巨大而深遠的。似乎有編寫於基因中的能力，能夠辨識並回應微笑和大笑、啜泣，以及痛苦、恐懼和憤怒的表情。畢竟，我們所有人的祖先，就是誕生出行為上現代人的群體。

這不是在否定文化間有著屏障，會讓每個文化都具備一些其他文化成員看不見的面向。在同個文化裡的（好比說）男人和女人、老年世代和年輕世代之間，也可能會有這樣的屏障。在同文化的例子中，如果相信這些屏障打從根本不可踰越，未免也太悲觀了。出於同樣的原因，人們標準的希望，就是希望人類共通性也可以是一座跨文化理解的橋樑。理解類理論（Verstehen-type theory）便是基於這樣的假定。

問題在於，它能夠有多關鍵，或者它得要有多關鍵。接下來的例子說明了，對於所有類型的歷史來說，這是一個多迫切的問題，而在談及歷史最偏僻的地帶時，又格外迫切。

首先，假設一名遙遠未來的考古學家在挖掘我們現在的世界，或許是在某個大災難摧毀了所有圖書館和電腦硬碟之後，所以幾乎沒有或者完全沒有留下書寫記錄，而這名考古學家只剩毀壞都市中心的實體殘跡，能當作我們這時代的證據。她會找到大大小小的建築物，較小的遠比較大的多，所以她會比較重視後者，去推測它們的用途，進而思考它們表達了我們的社會的什麼本質。現在，我們來給她加上各種社會文化背景的身分資格吧。假設她所處的時代是人們每天會花八小時在健身房運動的時代；她和她的同代人都是極致塑身的生物，健身房巨大而資源豐富。又或者，想像一下她處在是高度軍事化的時代，在那時代裡介於青春期和老年期之間的全體人口都待在專門打造的兵營和軍械庫裡，整天大半都投入各式各樣的備戰與訓練。又或者，想像她的時代是一個超宗教時代，每天一大半時間都在奉行各種儀式跟禮拜，整條街上就像今日某些美國城鎮那樣，教堂遍布各地。她會如何詮釋挖掘時發現的這些大建築呢？她會認定它們有什麼用途？它們會是健身房、兵營還是教堂？

古典時代以前的考古學，人們把大建築物詮釋為神殿或者宮殿。這是因為，介於古典時代和現代初始之間──差不多介於公元六至十六世紀之間──的這段時期裡，興建的建築要不是神殿，不然就是宮殿。如今大建築物都不是這樣用了；它們除了能是大教堂和宮殿外，也會是圖書館、劇院、音樂廳、學校、大學、美術館、醫院、政府辦公室、整區整塊的公寓、兵營、工廠，還有百貨。自從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相隔三個世紀分別興起為一方霸權──基督教於公元三八○年依《薩洛尼卡敕令》（Edict of Thessalonica）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伊斯蘭教於公元六五○年前後開始擴散──以來，他們統治的領土上最大的建築幾乎都是大教堂和清真寺，後者還是以前者的拜占庭範例為模範興建的。為了興建和維修這些展現文化主宰力量的建物而從群體吸收的財富與勞動量都非常龐大，但就算在情況如此的那一千年左右裡，人們的日常生活也不只專注於這些建物上。

然而，如果是大約公元前六千年的一個定居地中央的巨大建築物，在考古學家的標準假設中，那要不就是首領的房子，不然就是宗教建築。就標準的假設而言，沒有人會假設那樣的建築是學校，或者收納穀物或武器的中央庫房，或者準備轉大人的青少年所住的宿舍，或者保留給經期婦女或產後婦女待著的地方，或者賓館，或者長老們討論政府事項的集會廳，或者寡婦之家，或者病人的收留所，或者留給製造衣服、飾品、武器或者農具的地方。從洞穴畫到石雕的種種藝術，也一樣幾乎普遍認定有宗教意義。不難理解為何如此──也就是說，詮釋最大建築物用途的唯一可得證據，就是在有資料來源能詮釋最大建築物用途的其他歷史時期內，最大的建築物通常是有什麼用途的。就算在我們自己這時代，也會出於反射地不願讓人能夠單純只為愉悅而創作欣賞藝術作品，也不願承認這兩種行為就算不管其附加價值，本身就已經非常重要（就想想將公共支出花在支持藝術上而爆發的那些爭議吧）。照這樣做出的假設是，一個群體除非它有那種顯然類似於「國王和教宗的時代興建宣告他們身分地位的建築物」的理由，否則不會花工夫去在普通建物之中蓋一個特別大的建築物──這個嘛：這樣假設的基準點在哪？

但仔細想想，這個基準假設連放在古典時期都說不通，放在（舉例來說）古典以前的埃及也不對，它們最大的建築物是墳墓。在邁諾安和邁錫尼的遺址中，最大的結構似乎是宮殿──意味著不只供統治者居住用，因為它們是政府和司法的中心，因此有著多重用途。在希臘，最大的建築物是劇場；在共和國晚期和帝國時期的羅馬，最大的是市民廣場和以及羅馬競技場。相比之下，羅馬的神殿──就算是像古羅馬廣場上的灶神廟（Temple of Vesta）這種重要的神殿──就小了些。

用來將公元前六千年一座定居地裡的大型建築物詮釋為神殿的證據，有因此比手頭上能將它詮釋為（好比說）摔角場的證據更有說服力嗎？只有從我們對後來所知或所認為的事物來讀入，加上我們自己對於「為什麼一個群體會投入資源來在群體中蓋起一個比平常更大的結構」的成見，才會將我們引導到標準詮釋。

要擺脫這些假設確實很難。為什麼人們會開採巨石、加工成形，然後把它們拖行幾百公里到一個（從附隨證據來看）眾多世紀以來都有重要意義的特定地點？巨石陣的情況就是這樣；執行這件事的人們和其它歐洲各地以及近東的人們，從蘇格蘭的最遠端和愛爾蘭西部──歐洲最偏遠的範圍──遍及到斯堪地那維亞和地中海諸島的人們，都共享某種意義重大的概念堅定；而且他們一做就是幾千年──從安那托利亞於公元前十千紀建造的哥貝克力石陣一直到公元前三千紀的巨石陣。現成的結論是，他們做這件事的各種理由，就和促使人們興建大教堂的那些理由類似。動機是某種對他們而言真正重要的東西；他們投入大量的心力；想必他們期望過巨大且充滿意義的報酬。

 

【目次】

 

圖鑑列表

作者序

鳴謝

引言

 

第一部分：科學

1. 科學以前的技術

2. 科學的興起

3. 科學的世界面貌

4. 穿越針孔

 

第二部分：歷史

1. 歷史的起頭

2. 人類的到來

3. 過往的難題

4. 「讀入」歷史

 

第三部分：腦與心智

1. 心智與心臟

2. 認知的腦

3. 神經科學和意識

4. 心智與自我

 

結論：來自奧林帕斯山的視野

 

附錄一：圖鑑

附錄二：《吉爾伽美什史詩》

附錄三：《漢摩拉比法典》

注釋

參考書目

書籍代號:2REY0016

商品條碼EAN:9786267255094

ISBN:9786267255094

印刷:黑白

頁數:408

裝訂:橫排平裝